涿州城东北方十五里处，有着一处小山，小山不算大，也不算高，但树木却十分茂密，在夜色中，从山下眺望山上，总能感觉到一种莫名地狰狞。然而此处偏偏有个不错的名字，唤作打狼山，至于名称来历，已不可考。
幽州与涿州之间的官道，正是绕着打狼山而过，是以从山上往山下望来，能看清前后全道。若是幽州、涿州之间发生战事，那么这等地方，就正是所谓兵家必争之地。
幽州与涿州的确正在发生战事，但幽州的李嗣昭、李嗣源二将，连带重获自由的高思继兄弟如今被团团包围在幽州孤城已近三月，这打狼山也就没了什么作用，刘仁恭的兵马早已撤走，除了各地守备之外，全军集结幽州城下，打算死围。
今夜的打狼山上，有一些不速之客不请自来。与此前刘仁恭派驻在此的军队相比，这些不速之客人数不算太多，百五有余，二百不足，领头的那人与众人一般穿着黑衣，身材略瘦，十分年轻，白面无须，细看居然还有些稚嫩。
他身边挨得最近的那名随从，魁梧高壮，脸上有条伤疤，在这月初时朦胧的月色下显得格外狰狞肃杀。
这二人，正是主持营救幽州李嗣昭等人的冯道与阿蛮。
少时，从山下传来马蹄声，冯道看了阿蛮一眼，后者立刻朝身边的几名牙兵一招手，上前查看，来人一共三骑，也是一身黑衣。打头那人一看阿蛮等人，刷地一下翻身下马，抱拳道：“元旅帅，一切顺利！”
阿蛮面色一缓，点点头，沉声道：“且去歇息，一会儿便要有一场苦战了。”
那三人一齐抱拳应是，各自牵马到一旁歇息去了。
阿蛮回到冯道身边将情况告知，冯道抬头看了一下夜色，道：“最后检查一下几处火神液的安放，还有军械监提供的那个‘导火索’。”他微微一顿，轻声道：“今个虽是晴天，但军械监的‘技术督导’再三强调导火索不能受潮，此次接应幽州之事事关重大，我辈万万不可轻忽大意，要是坏了节帅大计，谁都吃罪不起。”
阿蛮在军中时日已经不短，性子似乎比过去沉稳了许多，闻言也不多说，应了一声，便自领人下去检查了。
冯道深吸一口气，再次抬头看了看月色。他身旁不远处一名黑衣男子语气平静地道：“冯书记不必担心，今夜月光不亮不暗，正适合设伏。”
冯道苦笑道：“周五郎说的是，不过某非不知今夜正好设伏，只是……多少仍有些许紧张罢了。”
那周五郎点点头，道：“冯书记初次独当重任，有些紧张倒也可以理解，不过冯书记，有句话某不知当说不当说。”
冯道立刻道：“五郎久为老师‘十三亲卫’之一，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周五郎道：“某随节帅四年有余，一直是节帅牙兵，在这四年多时间里，节帅遭遇无数在我等看来根本就毫无办法应对之难事，然则不论是危险还是急迫，节帅从未在某等属下面前表现出半点为难，更别说紧张仓皇、手足无措等情况。正是因为节帅这般镇定自若，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因此我等亲随也便丝毫不乱……书记当知，节帅能有今日，实非幸致。某知冯书记你常以节帅为范，平日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于学业也足够勤奋刻苦，只是这镇定自若……”
冯道闻言，面色一肃，拱手行礼道：“周五郎指点得是，冯道谢过。”
冯道乃是李曜亲传弟子，又是河中节度使府掌书记，周五郎哪敢受他全礼，他吃了一惊，连忙避身回礼：“冯书记万莫折煞了某这等粗鄙之辈。”
冯道摇头道：“不然。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周五郎，你方才这话说得极是，某为之谢你，有何不可？”
周五郎知道冯道这人对礼节方面十分严肃固执，见他坚持，也就笑了笑，随口应了。正要再说什么，忽见得阿蛮带人匆匆跑来。冯道和周五郎同时面色一变，冯道开口问：“阿蛮，可是二位将军突围来了？”周五郎却凝神一听，道：“看来二位将军突围颇为成功，至少带来了四千骑兵。”
阿蛮已然操了狼牙棒在手，凛然道：“牙兵斥候来报，前方来了数千骑兵，打着火把，扬河东李字旗，料来正是二位将军至矣！”
冯道霍然挺直腰板：“好！斥候可有报告后方追兵情况？”
阿蛮摇头道：“我等人数有限，牙兵斥候发现二位将军人马之后立刻赶回打狼山，准备收网‘打狼’，未曾报告后方追兵情况。”
冯道不动声色，点点头：“那么，二位将军离此尚有多远，何时可至？”
阿蛮略微迟疑，周五郎见状插嘴道：“这个不必问了，半刻之内必然赶到。”
冯道心中暗道：“阿蛮虽然武艺精进极快，战阵经验较这些老兵却是差了。”当下一挥手：“各就各位，布置火神液，未得我号令，切不可点燃引线！”
“喏！”
“喏！”
三里外，李嗣昭骑在马上一边小跑，一边猛地转头，问道：“高将军，你看前方那山，可是约好的那座打狼山？”李嗣昭脸色还算精神，就是有些胡子拉碴，显然这段时间他的日子过得颇为紧张。
高思继反倒比他的状态还要好一些，此时答道：“不错，此处正是打狼山，某当日来此行猎不下四次，决计不会记错！”
李嗣昭大喜，朝身边的李嗣源道：“好得很，围我四月，仍叫我等逃出生天，某倒真想看看刘仁恭此时脸上是何模样！嘿，邈吉烈，咱们这就上山！”
李嗣源微微伸手一拦：“九兄谨慎些，先亮了那个什么‘信号弹’再上山不迟。”
李嗣昭一拍额头：“若非你提醒，某还真要忘了这一出……牙兵，点了河中送来的那三颗叫做‘信号弹’的爆竹！”
牙兵应声，掏出信号弹，就着火把点燃，猛地往天空一掷，那信号弹忽然爆了开来，发出与众不同的白光。
随即，山上也忽然亮起三颗信号弹。李嗣昭哈哈一笑：“果然是他们！可道这娃儿才多大岁数，正阳还真敢用他！”
李嗣源微笑着，道：“出人意表，才是正阳。”微微一顿，又道：“牙兵，传令下去，山上陷阱十分危险，上山一定要跟紧向导，若是走岔路丢了小命，枉死城中可别说是我李嗣源未曾提醒！”
“军使放心，已然说了三遍了，再不记得，那就是活该去枉死城点卯。”
一名商人打扮的男子打马上前，朝李嗣昭、李嗣源、高思继、高冕一抱拳：“诸位将军，请随某来。”说罢头前带路。此处乃是野山，山上本无道路，此刻又是夜间，抬眼看去哪儿都是一个模样，也不知这人如何辨识道路，带着李嗣昭等人一行，弯了几道拐，绕着上了打狼山。
走到最后的河东军刚刚上山，几乎还在半山腰时，身后的马蹄声就已然清晰可闻，果然是刘仁恭的追兵到了。不过今夜李嗣昭等人突围而出，也就等于是放弃了幽州，刘仁恭父子与单可及均已入城，派来追击的追兵，主将叫夏侯景。
夏侯景见李嗣昭等人领兵上山，虽然看似隐蔽，却被自己发现了后军的“尾巴”，当下哈哈大笑：“世人都说沙陀了得，我看不过如此。李嗣昭等人夸称名将，竟然才跑了几十里路，便力有不逮，只能逃进山上躲藏，真是可笑！诸军听我号令……上山！”
一名副将提醒道：“军使谨慎，李嗣昭等人颇经战阵，如此夺路而逃之时竟然上山，其中或许有诈。”
夏侯景摆手道：“他们在幽州被围了三四个月，城中粮草估计早已吃尽，要不然怎么突然杀出突围？这些人没准连马都喂不饱，如何能逃得远了？这山上的野草虽不适合喂马，但情急之下他们却也讲究不得，我等若是踌躇不前，他们的马匹吃饱，可就不那么好追了……功劳就在眼前，就看谁有本事拿到！冲啊！”
山上冯道已于李嗣昭等人见面，匆匆说了几句，冯道便面露喜色：“他们果然踏进了埋伏！此来追兵主将不知可是单可及，若是将他烧死在此，可就为大王出了一口恶气。”
李嗣昭摇头道：“来人当非单可及，单可及虽号勇将，却也不曾这般冒死，看他们这轻兵冒进的模样，没有半点章法，这追兵主将恐是夏侯景那厮。”
高思继银枪一挺，跃跃欲试地道：“看这情形，某等只要反身冲杀一阵，连蒲帅的那个什么……都可以省了。”
冯道笑道：“高都指，火神液是节帅特意运来要派大用场的，此物的威力，高都指稍候便可亲见。”
高思继笑了笑，看来并不怎么放在心上：“既然如此，某今日便开个眼界，瞧瞧蒲帅的杀手锏究竟何等惊人。”
冯道看了一眼山下，转头问一名紧张注视燕军动向的男子：“张技监，敌军已至，火神液可要引爆？”
张技监微微摇头：“再稍待片刻。”冯道等人只好耐着性子等着，高思继兄弟眼神一交，都是哂然一笑，他二人燕地豪杰，从来未将这种“神神道道”的事放在眼里，至于火神液这种东西，在他们看来无非也就是一次火攻中所用的火油，有何了不起的？
突然，张技监大喝一声：“快！点燃导火索！”
冯道全身一振，振臂高呼：“引爆！引爆！”
滋……滋……滋……
打狼山上多处地方响起了轻微的声响，燕军刚才听见张技监和冯道的高呼，也微微觉得有些不对，夏侯景大骂：“这山上的树长得忒密，李嗣昭他们怎么走的路！……什么声音？”
回答他的是一道冲天的火光，他还未曾反应过来，就发现自己忽然飞上了天，树顶居然在自己脚下了，在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瞬，他听见了“砰！砰！砰！”数声巨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
“事情便是这般了，屯田军士、百姓偷逃日益严重，营田军、民也多诉苦，若是节帅府依旧坚持这些法令，恐怕今后屯田、营田，只能荒废了……”
“监军所言甚是，长此以往，别说屯田必废，便是营田也难以为继，而两田既废，则大军无食，凶年无储，危之大矣。”
河中节度使府，白虎节堂中，李曜面沉如水，听着张居翰、张全义说起目前河中农业方面——特别是屯田、营田方面出现的麻烦。自从河中主抓工、商之后，由于从事工、商业获利远高于种田，而河中节度使府不仅不压制商人地位，还在某些时候刻意抬高，以至于过去屯田、营田之人，无论军民，都有不同程度地偷逃现象，转而受雇于工厂，或者凑钱经营一些小商铺、小作坊，使得屯田、营田今年的“农忙”都有些名不副实。
李曜在推行新政之前，就仔细思考过古代为何要重农抑商，也思考过其中的不足，并且觉得农、工、商是可以做到1+1+1大于3的，他甚至在考虑有没有可能推进一个古代版的“农业产业化”，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农业人手过多流向工商业的弊病便已经先冒了出来，这让李曜有些始料未及，不得不承认：涉及制度的改革，永远都是最难的，难怪穿越前那个政府改了几十年，民众仍然很不满意。看来，有些事，第一是不能急，得一步步来；第二是先要考虑周全，论证清楚，不然就会乱套。只是，这“两田”的问题，怎么解决好呢？如果农业除了差错，自己还想要出征别处，那就完全没有可行性了。要知道商业再发达，河中节帅府再有钱，也不可能去汴梁买米——粮食在古代可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物资，能卖给你？
以李曜的手段，为何在这个问题上也颇为棘手？一是屯田、营田十分重要，不能出现大的麻烦；二是制度的问题，还得靠制度解决，而这个制度很是不好解决。
所谓屯田、营田，是中国古代社会两种不同的田制。在历史上，其产生、发展情况各有不同。屯田自汉代产生，至明清时期依然存在，存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就近解决军需；营田主要存在于唐宋时期，存在目的主要是为了安置流民、发展生产、以丰国库。二者虽都在唐代同时存在，并且都属于国有土地系统，但却是两种有区别的土地经营制度。然而实际上，即便在后世一些学者的文章或论著中，都常有将二者通用互代，造成概念上的模糊，甚至包括《辞海》，也将二者混淆，其实屯田和营田绝不是一回事。
诚然，在唐代，屯田与营田是两种并存的土地经营制度，之所以二者常常容易被混淆，是由于二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其相似之处主要有四点，即经营者、设置目的、设置地点和经营方式都很类似。[注1]
屯田与营田虽然在上述方面有相似之处，然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其不同主要是组织管理系统的不同。
首先是在中央的直属机构不同。屯田在中央的直属机构是尚书省下的工部。如工部有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一人，正四品下。掌山泽、屯田、工匠、诸司公廨纸笔墨之事。可见，尚书省的工部侍郎是管理屯田的最高级官员。工部之下设屯田部，屯田部设屯田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令史七人、书令史十二人、计史一人、掌固四人，具体负责屯田之事。
然而，营田在中央的直属机构则是尚书省下的户部。比如唐代营田使职名前常常冠以支度或度支之名。如中宗神龙初，姜师度累迁易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为河北道监察兼支度营田使。中宗景龙年间，韦凑拜太原尹兼节度支度营田大使。穆宗时，贺拔志为度支水运营田使。傅孟恭充本州押蕃落及监牧副使、兼度支银州营田使。支度使是唐代地方财政使职名称，掌军资调度转输，是支度军粮使的简称。支度营田使即支度使与营田使合一。唐前期营田使名前冠以支度，表明其独立性较强。度支是户部下属的四曹之一，掌管土地赋税等事宜。营田使名前冠以度支，是因为这一时期营田使归户部管理。
除此之外，营田地里的收获物上交度支。敬宗宝历元年，沧景节度使“元卿上言，营田收廪粟二十万斛，请付度支充军粮”。这也是因为营田归属户部。
其次，地方级管理机构也不同。
屯田在中央隶属工部，但工部只是总领机构；屯田在地方上还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如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诸屯隶司农寺者，每三十顷以下，二十顷以上为一屯；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应置者，皆从尚书省处分。”这是说，尚书省是屯田的最高管理机构，之下的机构分别有司农寺、州、镇、诸军等。司农寺一般管理畿内屯田；州镇诸军管理的是边地屯田。
营田的地方级管理机构也因营田设置地点的不同而不同。设在京畿附近的一般由司农少卿主管。如高宗时，韦弘机擢司农少卿，主东都营田苑。设在州、军、道的营田，则多由州、军、道长官兼管，兼职名见于记载的有营田大使、营田副大使、营田使、营田副使、营田判官、田曹参军事等，如韦凑拜太原尹兼节度支度营田大使。玄宗时，哥舒翰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玄宗立，擢崔隐甫汾州长史，兼河东道支度营田使，迁洛阳令。大历初，张延赏除河南尹、诸道营田副使。大历初，张镒上奏某人为营田判官，得殿中侍御史，权知陇州行营留后事。开元十五年，朔方五城，各置田曹参军一员，阶品俸料一事已上，同军家判司，专知营田。
以上官职名中营田大使、营田副大使、营田使、营田副使的权利要稍大些。营田判官是营田使的下属官员，不仅判案，还要出使综理营田事务，是控制诸道营田、保证营田收入供应京师的主要官吏。田曹参军事品级同营田判官，专门执掌营田事务。营田官员的设置，有的以一州、一道为单位设置，有的是数州、数道合置；至于军中，则是根据军中人数而定。即诸军各置使一人，五千人已上置副使一人，一万人已上置营田副使一人。
再次就是基层管理组织也不同。
唐代屯田的最基层单位为屯，每屯的屯田面积大小不等，隶司农寺者，每二十至三十顷为一屯；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每屯都设有屯官，每屯主一人，屯副一人，五屯则署监及丞以统之。屯主、屯副，屯监、屯丞即为屯田最基层的管理官。这些屯官多由品官担任，一般“取勋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资边州县府镇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内简堪者充。”
营田的基层管理组织，在《长安三年三月敦煌县录事董文彻牒》中说：“其桑麻累年劝种，百姓并足自供。望请检校营田官，便即月别点阅萦子及布，城内县官自巡。”这是说营田的基层管理者在县级有检校营田官，在县之下的乡级有检校营田人若干。他们的职责主要是负责检校核实该乡的逃户田地及阕职官人地，以劝人营种，劝种者纳课等。
再有，督察巡视的职官也不同。屯田、营田在解决军粮及增加国用方面有重要作用，所以，唐朝廷对之很重视，除设置层层机构进行日常组织管理外，还会派中央级的官员不定期地赴地方巡视监督。
由于畿内屯田直属司农寺，所以，督察官一般由司农卿和司农少卿担任，在每年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进之”。而州、镇、诸军的屯田，则一般由监察御史分掌，“若诸道屯田及铸钱，其审功纠过亦如之”说的便是这种情况。但也不排除派其他使职督察的情况，如开元二十九年，敕新丰、朝邑屯田，令长春-宫使检校。此外，在基层还设立过都巡仓碾河堰判官、屯田都巡使等巡视屯田的官职。
对于营田事务，则没有常设的巡视官员，只是在出现重大问题时，朝廷会临时派专人巡查。如穆宗时，贺拔志为度支水运营田使，为图功效，虚报营田数，帝乃命主客郎中白行简覆验，志不胜其惧，遂欲自裁。这里主客郎中白行简查验贺拔志营田一事，即属临时指派。
然而这是朝廷能够正常行使职权的情况下，实际在黄巢之乱后，朝廷行使职权的范围小了很多。譬如李曜这个河中节度使下，屯田、营田的收入，已经完全不向朝廷上缴，朝廷自然也不会免费派人帮他来管理，因此那批中基层的官吏虽然仍在，但事实上已经并不向朝廷述职，而是直接对节度使府负责。换句话说，这些屯田、营田，都归河中节度使府“自负盈亏”。
后世对这种情况的处理态度很简单：国家财政补贴。换句话说就是拿工商业的利润来补贴农业生产。但是目前有两个问题：一是工商业方面现阶段投资很大，而收益暂时还拿不到；二是补贴的方式，是直接补贴钱，还是以减税来变相补贴。
李曜于是道：“逃走的不必强抓了，将剩下的田地重新分配，现在剩下多少户，就分多少户，按户平均分配。”
张全义微微一怔：“会不会多了些？现在逃掉的约莫占了全额两成，这样一分……”
李曜摆手道：“无妨。”
张居翰则皱眉道：“人手少而田地广，若是他们种不了这么多地，怎么办？”
李曜道：“改变征税办法，降低税率，而后多出来的粮食，全归他们自己，节帅府不再额外征收。”
张居翰二人吃了一惊，张居翰道：“节帅这办法，于民固然有利，但这般下来，军府所得粮食只怕不够啊。”
李曜道：“无妨，几大水利工程开工之后，河中的水利建设便不比以往，似去年大旱那般的凶年，我河中也就不至于颗粒无收。另外，农业司正在研究几种改进型的农具，一旦成功，对于节省人力资源，也是有帮助的。至于军府所得粮食会不会不足，此前农业司方面也曾做过核算，认为我们河中现在缺的不是人口，而是耕地，只要再开发一些梯田，在一些不适合种粮的土地上种植一些其他作物，粮食本身并不短缺。事实上，某如今更关注的是粮食的转运调拨，军府一旦作战，粮食在转运调拨中的损耗实在太大了。”
李曜最后这句话是古代社会的一个实情：光有粮食不够，运输才是这个时代的大问题。
一般认为，商品构成及其流转距离，是衡量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商品交换水平的两个重要尺度。商品构成如果包括更多的生产资料和日常生活必需品在内，而且其地区间的流转距离加大，无疑标志着商品交换规模的扩大和商品经济水平的提高。其中，粮食的长途贩运格外关键。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引用汉代谚语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表明汉代人已经认识到粮食长途贩运的距离与其商业利润之间有一定的数量制约关系。
李曜搞供销出身，当初他所在的那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货物运输也权操其手，他甚至还去进修过一段时间，其中有一名教授上课时就从古到今地分析过商品运输。那位教授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粮食长途贩运现象比前代增多，并以此作为当时商品经济发达的一种表现。可惜那节课毕竟是面向现代，那位教授也只是随口说了一下古代的情况，其所论未能注意区分粮食长途贩运的水运距离与陆运距离的不同，有欠深入。其实，沈约在《宋书》中曾经指出：“千匹为货，事难于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乡。”可见南朝时粮食作为比较笨重的商品，要进行大量的交易已非易事，若要从陆路进行长途贩运，其难度更大。这是后来李曜在闲暇之时所了解到的。
至于汉唐间大批粮食的长途运输，往往以水运为主。然而，粮食若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要最终实现销售，陆路运输又不可或缺。因为河川毕竟有限，无法四通八达。即使是水运到商品集散地，还须靠陆运才能散泄到星罗棋布的城乡粮食市场。所以，中国古代两地间的粮食陆路贩运距离的远近，关系到对当时粮食流通范围乃至对当时商品经济水平的估计。李曜到唐代之后，没多久就开始负责转运事宜，因此对这其中的损耗颇为心惊，现代人习惯了现代化的运输手段，再回头看古代的粮食运输损耗，格外地震惊，他曾拟就唐代粮食陆路长途贩运的距离试作量化研究，时或兼及水运距离，后来事务繁忙，便将这件事交给了陆运司和水运司，由他们去做计算，还真得出了结果。不过两司的计算是根据《九章算术》的算法算出来的，而那种表述方式李曜十分的不习惯，因此他私下仍然将其改换成了后世所学的模样，用英文字母来代替，然后将之核算了一次。
其实制约唐代粮食陆路贩运距离的经济因素，可分为粮食销售价(P)和粮食经营成本(C)两方面。而粮食经营成本包括粮食收购价(C)、运输费用(tf)、商税(t)、途中货物寄存费用(sf)等各项。其中运输费用一项，唐人称为“脚直”。李曜查阅《史记·货殖列传》，发现汉代商业利润平均为成本的20％，而唐人也有商人追逐什二之利的说法。他自己的计算即取为一个参数。因此，商人长途贩运粮食时，其期望的销售价与经营成本的关系用公式可表示为：
P＝C＋0.2C＝C＋tf＋sf＋0.2C
在正常情况下，商人长途贩运粮食的经营成本要多少？
首先，关于脚直。其中已包含照管所雇车马驴等的人手雇直、车损、马料、食宿等各种费用在内。《大唐六典·度支》对天下舟车水陆运输的脚直有明确规定：
“凡天下舟车，水陆载运，皆具为脚直。轻重贵贱，平易险涩而为之制。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等四道诸州，运租庸杂物等脚，每驮一百斤一百里一百文。山阪处一百二十文。车载一千斤九百文。黄河及缺水河并从幽州运至平州，(每十斤)上水十六文，下六文。余水上十五文，下五文。从澧、荆等州至扬州四文。其山孤险难驴少处，不得过一百五十文。平易处不得下八十文。其有人负处，两人分一驮。其用小舡处，并运向播、黔等州及涉海，各任本州量定”。
而据李曜现在的了解，至少当前北运，实际是每斗300里50文，也就是每千米折约6.25斤，则北运斛斗费用高出《大唐六典》所定车载脚直两倍多。
如果说朝廷方面，官方脚直依然按《大唐六典》规定执行。比如德宗时，从淮南转运诸州米至东渭桥，每斗船脚约用钱200文。若按斗米折6.25斤计算，从淮南至东渭桥的水路里程约2500余里，设若以《大唐六典》规定的水运脚直计算，其运费约为230余文。可见，《大唐六典》诸规定至少在德宗朝基本上仍在沿用，而且直到开成年间，仍是如此。开成四年(839年)四月七日，圆仁由心净寺至县城，官家出面为其雇驴，20里路计驴功20文，即百斤百里百文。
然而各地民间脚直与官价差别就很大了。开成四年四月七日，心净寺寺主为圆仁雇驴三头，骑之发去，驴一头行里，功钱五十文，三头计百五十文。折算成百斤百里250文。高出官定脚价150文。不过据西去开拓商贸的一批军械监商队回来说，在敦煌，驴驼的脚直却比较低廉。这个李曜倒是理解，去年，平康乡百姓冯文达奉差入京，雇八岁黄父驼1头，雇价准绢5疋。敦煌距京师3650里，假定驼日行70里，仅路途往返便需104天，若按日绢3尺的官定雇直计算，雇价绢为312尺，折约8匹。高出实际雇价2至3匹。若实际雇驼价未含驼料价，以驼日给斗菽为准，往返所需驼料为10.4石。敦煌绢1匹，断价22硕。从敦煌至京师的雇驼价是5.5至6.5匹绢，低于官定脚价。这种差别，李曜为图方便，当然不可能算得那么清楚，便偷懒以价格还算适中的官定脚直作为民间脚直的参数。
其次，关于商税。大唐前期长期未开征全国性的商税。到天宝年间，始开征市肆之税，即《唐会要·太府寺》记载的“除陌钱每贯二十文。”征收的商品交易税为五十税一。唐后期，两税法规定的商税为三十税一。李曜对比后世的经济情况之后一直认为，这农税应该降低，而商税还要提高。
再次，关于途中的货物寄存费用。长途贩运若超过一天的行程，商人必须宿店停货，就发生货物寄存费用，唐代称为邸直。但是有较大一部分是免费的，所以李曜在计算时暂未计入经营成本。
最后，是粮食收购价。这个东西是涨跌幅度差距最大的(无风注：本书初期就有提及)。而李曜隐约记得后世全汉升的《唐代物价的变动》一文把唐代物价变动分为七个阶段，即唐初物价的上涨，太宗高宗间物价的下落，武周前后物价的上涨，开元天宝间的物价下落，安史之乱物价的上涨，两税法实行后物价的下落和唐末的上涨。由于安史之乱，唐末两个时期受战乱影响，粮价之高过于异常，不符合一般价格变动规律，故他在计算时不予涉及，只选用比较正常的太宗高宗时期、开元天宝时期、两税法实行后这三个阶段的粮价，作为参数。按说他应该选唐末时期，但他算这个东西的目的是弄清损耗比，以及可能获得的利润比，像他现在所处的这种时代，时涨时落，以他的数学能力，是没法计算的，只能作罢。
于是，他假设唐代粮食陆路长途贩运的距离为X，水运距离为Y，即可利用两地粮价高低之差，考虑商人的一般经营成本和平均商业利润，从而估算出X与Y的数值。
第一“题”，贞观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贞观十六年(642年)，米斗值5钱，尤贱处，计斗值3钱。因斗米约重6．25斤，百斗米重625斤。假定贩运百斗米，以法定脚直为准，则其车载脚直约为百斗每里6文，水路沿流约为3.75、3.13和2.5文；在两地粮价差仅为3文时，求陆路粮食贩运距离X的计算式为：
5×100：2×100＋6X＋(2×100＋6X)×2／10
X≈36里；
水路贩运最远距离Y可达：
5×100＝2×100＋2．5Y＋(2×100＋2．5Y)×2／10，y≈87里。即在粮价相差3文的情况下，要保证有所赢利，粮食水陆贩运的最长距离均不过百里。其中，购买粮食成本占40％，陆路运输费用约占43．2％，水路运输费用约占21．9％。
第二“题”，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关中饥馑，米斗300。五月乙卯，关中先水灾，后旱煌，米斗400。若按上述方法计算，假定它州仍丰收，粮价为斗米5文，在两地粮价差为295文情况下，粮食陆路贩运距离X可达：
300×100＝5×100＋6X＋(5×100＋6X)×2／10；X≈3333里。
即千里贩运可以实现。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史载“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采取的是就食政策，以人口流动取代粮食流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关中地狭，余粮不足以供应，而从外地运粮至京成本又太高，朝廷与百姓都不能承受。故《新唐书·食货一》后来写道：“其凶荒则有社仓赈结，不足则徙民就食诸州。”
第三“题”，开元六、七年，米斗3钱。开元九年，于阗粟斗别15文，折米斗26文。在粮价之差为23文时，能否实现粮食由关中或中原向西域的流通？计算结果是不能。因为在粮价差仅为23文时，粮食陆路贩运最远距离X为：
26×100＝3×100＋6X＋(3×100＋6X)×2／10；X≈310里。而于阗距安西都护府治所西州就有2000里之遥。
第四“题”，开元十三年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20文。开元二十五年，米斗之价钱13，青齐问斗才3钱。取青齐米价斗3钱，两京米价斗20文计算，青齐与两京问能否实现千里贩运？齐州至东都1244里，青州距东都1607里。齐、青两州距长安更远。若陆运车载由齐州贩粮至东都，米百斗的经营成本是：
C＝3×100＋6×1244＝7764文，即每斗约78文。高出东都粮价58文。也就是说，在青齐与两京问粮价差仅为17文时，商人非但无利可图，还会赔本，故两地间的粮食千里贩运不可能实现。
第五“题”，天宝四载(公元745年)沙州和籴粮价，其中粟斗估27文、32文；敦煌(即沙州)“五谷时价”，其中粟一斗直钱叁拾肆文。按粟价斗40文，米斗70文的比例折算，沙州米价为47文、56文和60文。假定某地粮价为开元二十五年的米斗13文，取沙州最高粮价米斗60文计算，其粮食陆运车载的最远距离X为：
60×100＝13×100＋6X＋60×100×1／50＋(13×100＋6X)×2／10
X≈600里。其中购买粮食成本占总成本的22％，运费约占总成本的60％。
第六“题”，德宗时期，关辅之地，年谷屡登，谷价约斗40有余，米价约斗70以下；而淮南诸州，米每斗当钱一百五十文。若陆运车载，斗米150文的价格，求百斗米的最远贩运距离X的计算式为：
150×100＝70×100＋6X＋150×100×1／30＋(70×100＋6X)×2／10
X≈875里
而扬州到长安的陆路距离最近的也有2753里之遥。若水运，从长安至扬州2500余里的百斗粮食经营成本为：
C＝70×100＋(700×3.75＋300×3.13＋1520×3.13)＋150×100×1／30＝14321.6文
可见，无论水运、陆运，在长安与扬州间粮价差为80文时，不能实现两地间粮食远距离流通。
第七“题”，若两地间粮价差为150文时，能否实现陆路千里贩运？答案仍是否定的。元和元年(806年)，江淮大旱，宣州斗米价200。假定它处丰收，斗米50文，为卖出千米200文的高价，其陆运车载的最远距离X为：
200×100＝50×100＋6X＋200×100×1／30＋(50×100＋6X)×2／10
X≈1851里；若水运其距离可达5000里，这是指在沿流而下时。在逻辑上销售价为斗米200文时，粮食陆运距离可超过千里，可实际上并不能实现。事实正如李翱所述，当宣州米价斗及200时，商人“舟米以来者相望”，并无陆运车载米到来。因为水运费用远比陆运费用低廉，获利更多。
第八“题”，开成五年(840年)，登州蓬莱县粟米1斗30文；莱州城外西南置市，粟米1斗50文；北海县米1斗60文；青州粟米1斗80文；禹城县粟米1斗45文。登、莱、青、齐4州虽近处海边，限于唐代海运十分困难，危险万分，又远离运河，因此，4州间的交通只能依赖陆路。四地间陆路里程分别是：蓬莱县至莱州城235里，莱州城至北海县205里，北海县至青州125里，青州城至属城县330里，蓬莱县至青州540里。
若当时从登州蓬莱县贩米100斗至235里外的莱州城出售，其陆运车载的经营成本：
C＝30×100＋235×6＋50×100×1／30＝4577文，即米斗46文。若获纯利十分之二，所贩每斗米的销售价至少需要达到54文。而莱州米价是每斗50文。虽获利稍少，两地间的粮食贩运还是可以实现的。其中，粮食购买成本约占总成本的66％，运费约占31％。
若当时从莱州城向200余里外的北海县贩粮100斗，其经营成本是：
C＝50×100＋205×6＋60×100×1／30＝6430文，即米斗64文。若获纯利十分之二，其异地销售价至少应在每斗76.8文以上。而北海县米价每斗为60文，故在如此低廉的价格水平上，两地问实现粮食贩运的可能性很小。其中，购买粮食成本在经营成本中比重约为78％，运费约为19％。
若当时从北海县贩粮至125里外的青州出售，米斗所需经营成本为：
C＝60×100＋125×6＋80×100×1／30＝7017文，即斗70文。以获利十分之二为准，青州米价至少应达每斗84文。青州实际米价为斗别80文。在获利稍少的情况下，两地间的粮食贩运可以实现。其中，购粮成本占经营本的86％，运费约占11％。
若当时从蓬莱县贩米至540里外的青州，百斗所需经营成本C＝30×100＋540×6＋80×100×1／30＝6507文，即斗65文。其中，购粮成本约占经营总成本的46％，运费约为50％。若获取十分之二的纯利，在青州至少要以斗别78文的价格销售。而青州米价实际是斗80文，故两地间的粮食贩运完全有利可图。在此价格水平上，粮食贩运距离还可扩展：80×100＋6X＋80×100×1／30＋(30×100＋6X＋80×100×1／30)×2／10
X≈581里。
若当时从禹城县贩米至330里外的青州，百斗的经营成本C＝45×100＋330×6＋80×100×1／30＝6847文，即每斗68文。其中，购粮成本占经营成本的66％，运费约占29％。若取利十分之二，在青州至少要以每斗82文的价格出售。而青州实际粮价是每斗80文，获利虽少，两地间的粮食贩运可以进行。
这些计算结果是惊人的——至少足以震惊李曜这个“后人”。
有唐一代，粮食陆路长途贩运并未超越汉代“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水平。就他掌握的资料计算，正常年景、正常粮价水平时，粮食陆路贩运的最远距离一般不超过600里。在这个范围之内，粮价差每增加10文，陆运里程随之延长100里左右。特殊情况下，如某地因灾荒粮价较高，它处仍然丰收，则陆路贩运距离可能超出800里。然而，若考虑其他成本因素以及斗米的实际重量远在6．25斤之上，陆路长途贩运距离还要缩短。其实他所有计算，还未把粮食陆路贩运中的其它各项费用计在经营成本之内，如邸直、食宿费、给牙人的费用、过税等。若加上这些支出，经营成本势必还要增加，随之而来的是陆路贩运距离的缩短。
通过这些计算，李曜知道唐代粮食贩运的经营成本直接决定粮食陆路贩运的距离。其中，若两地相距不到500里，购粮成本因其约占总成本的一半以上而起主要作用；超过500里，则因运输成本占总成本的一半，运输成本取代购粮成本的地位起主要制约作用。可见，若要使粮食陆路贩运距离延长，除提高买卖两地之间粮价差外，最重要的举措应当是改善陆运条件，降低运费，进而降低经营成本。这在中国古代的许多地区往往难于实现，而李曜觉得非常有必要在这方面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去弄。
其实刚才他得出的结论还可作一反证。由于粮食的陆路调运受官私运输费用的制约有客观的距离限制，为了备荒救灾，所以朝廷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依赖市场调配功能，而是设法就近建立仓贮(包括义仓和常平仓)，就地赈贷。若仓贮不足，往往采取任灾民逐食他乡的办法。
如贞观初年，因国无储积，加之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莫不自安。贞观三年，关中丰孰咸自归乡。总章三年，天下40余州旱及霜虫，百姓饥乏，诏令任往诸州逐食。永淳元年，以年饥，关内诸府兵，令于邓、绥等州就谷。不仅百姓就食，高宗自己亦常率百官住东都就粮，玄宗也曾数幸东都，以就贮积。而且就食地区广阔，朝廷甚至允许河南、河北百姓往淮南、江南逐食。安史之乱后，因关中米贵，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知合斗储，皆求地蜀人。这都是人流动代替物流协的作法。
即使物流动，其流动范围亦很有限。如贞观七年，山东、河南13州大水，朝廷遣使赈恤。高宗永徽二年诏，其遭虫水处有贫乏者，得以正、义仓赈贷。开元二十一年，京师饥，诏出太仓米200万石赈给。到了后期，朝廷在京师屡出太仓米贱粜，在河南府出含嘉仓米出粜，在其它地区如郑、滑、定、越等州则中以当处义仓斛斗赈给。总之，在唐代，即使是凶荒年景各价极高，由于陆路运输成本太高，粮食流通范围亦未见扩大，朝廷仓粮流通也仅限于各州郡、城镇范围内。灾歉之际，长途流动的多是人而非物。换言之，超越千里的粮食长途贩运只在顺流而下的水路和朝廷不计成本的水陆结合的漕运才可实现。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