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花了四百元，以后还要治疗，需要花多少钱，就不知道了。”上官说。
“现在的医药费还不便宜啊。”来支书说。
“是啊，不过，谁都不想遇到这种事，花钱买罪受，这不是不愿意的事么？谁都清楚，他鲍国东有后台，有背景，谁都不敢惹。”上官说。
“不会吧，如果他犯了罪，一样跑不了。这个人不足挂齿。”德志说。
有人说：“好吧，我算弄清楚了，你是在怀疑村支书处事不公吧？”
大家一看，是凌会计，他说：“好啊，好啊，我现在总算弄清楚了鲍国东为什么胆子大了，敢情是来支书支持的，不是来支书，他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你在开玩笑吧，你没发神经吧，你是哪一伙的？”县里来的人说。
县长已经走了，本来是要在松树岭酒楼吃饭的，临时接到一个电话，说市里来人检查工作，要他去陪，不得请假，他没办法，只好前往。他的想法好了简单，就是把上面的关系搞好了就行，没事，对于上面来的人，他不敢马虎，总是认真对待。
他说了这话，来支书说：“凌会计说的有理，不过，我申明一下啊，那个叫什么来着，叫鲍国东的，我根本不认识，到柏松酒店吃饭，也没见过的，不可能会支持他。”
县里的来人是县长助理，县长去陪市里来的领导了，他代表县长，接受村里的宴请，本来是工作餐的，也没什么稀奇之处，不过，他觉得松树岭酒楼有些霸道，好像除了这家酒楼，其他开馆子的都该死，这样一来，其实就是让他们都清楚这个地方如果不是来支书的支持，什么都不可能办好。来支书说不认识鲍国东，就是不认识，认识也说不认识，没有人，没有证据表明认识，那就是不认识。
按照常理来推，厨师一般在基层默默无闻，在外面应酬的，往往是端盘子的和收银的，一般来说，老板也会出现一会儿，只要是领导来，老板就要来陪陪说说话，开馆子图的是个人气，门可罗雀的饭馆，生意注定是萧条的，不可能赚钱。
上官太强势，直接将重点指向了鲍国东，因为这是切肤之痛，不能不报，而且要寻找机会来报，让更多的人清楚，叛变的、以下犯上的，都该严惩不怠。
说到底，上官是老板，那个鲍国东就是伙计，在过去，也算是店小二，或者是跑腿的伙计，具有很强的人生依附关系，这么一个人，在大家的谈论话题中，一个小小的厨师，竟然让这么多人来予以关注，看来，做得还很到位。
饭好了，上官忍着痛，给大家跑上跑下的，端盘子递水的，只是没有笑，他一笑，脸就痛，这不是开玩笑的，的确就像手指头里不小心扎了一根木屑，或者针头戳进皮肤的时候，那种痛，其实很多人都有体会，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在肉里，就感到不舒服，更何况脸被打得缝了好几针，这里面存在的问题难道还会少吗？
大家吃饭，因为店里人少，新来了一个帮工的，没什么经验，也该上官走背运，总是着急，可惜又不能大声说话，也不能嬉笑怒骂的，甚至连弄一个脸部的运动都显得比较奢侈。
他见新来的服务员简直像木头，心里非常着急，但是，不能说什么，临时更换服务员，又有些赶不上趟，还是要手把手地教，不这样，恐怕永远都不会。
他只有多辛苦辛苦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认为上官赚了钱，也就不会再说什么，他赚钱，自己忍着疼痛，多跑跑路，也是应当的，不可能让来支书和凌会计去帮他忙吧？
就是董旭柱，也不能帮他忙，哪怕董旭柱长得像个厨师或者是跑堂的，也不能插手松树岭酒楼的事务。这是原则问题，是有界限的，不能超越，只能观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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