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宿舍，德志累得懒得再动弹一下。余哥也懒得做饭，但是肚子在抗议了。叽里咕噜地唱着《空城计》，德志为了安慰胃，对余哥说：“余哥，中饭怎么解决呢？要不要去买点菜？”
余哥说：“算了，等下下楼去买盒饭吃。我等一下要赶船回家。我爸死了。”
德志心想，这人真沉得住气，心肠很硬啊，老爸死了，竟跟没事人一样，德志知道他假，还常背后搞小动作，在领导面前打小报告，领导很喜欢这种人，可是同事们都远离他。
他的爸早就有病，拖了很多年，据说是在外工作的，在乡村里还是很不错的。那时候没有取消商品粮户口，村里有人在外参加工作，就很了不得，大家都羡慕不已。因农村里出来工作人是非常难的。在六七十年代，如果想跳出农门，是比登青天还难的事。
一个村出了工作人，那个村就为那个工作人感到骄傲。但是，当时余哥和他的弟妹们，跟着余哥的母亲在家务农。余哥的父亲在外工作，家里没有劳动力，余哥上学上到高一，就响应号召，终止了学业，去参加外出大修水利的活动了。
他的母亲带着孩子在家既做农活，又养孩子，真是苦不堪言，吃尽了人间苦楚。因家中没有主要的男劳力，孩子又多，家里每年算账，村里会计告诉她：“今年超支了！”她就要向她丈夫诉苦，余哥的父亲只好拿钱来补窟窿，尽量使家里不欠村里的钱。
余哥在外修水利的时候，略懂一些算工程的皮毛，这就成了他在机构办公室里骄傲的资本，常在同事和领导面前炫耀炫耀。领导什么都不懂，看他说的头头是道，也就将信将疑，反正他算账给自己算得多，足够做项目还有剩余，给别的同事的预算紧巴巴的，最后东挪西借，总算把项目勉强做完，最后得表扬的还是他，而不是其他同事。
水利修得差不多了，余哥又回到村里。因他读过高一，算是有文化的农村人，村支书就安排他当村里仓库的保管员。
余哥清楚记得村民中有些人得罪过他家，特别是他和他爸都不在家的时候，有些村民曾讥笑过他母亲，他母亲给余哥哭诉过此事，余哥就记了仇，总要寻机报复。
这次当了保管员，机会来了。当那些曾讥笑过他母亲的乡亲，他都借故不给人家东西，或者拖拖拉拉，耽误人家做活儿，利用这些整人的机会，他得意了好一段时间。
六个月后，他的保管员的钥匙就被通知交出，这次决议是村组开会集体研究做出的。村支书再考虑余哥是他亲戚，又是国家工作人员的长子，也没有办法。众口铄金，就是金刚葫芦娃，也挡不住群众口水的腐蚀。
余哥一气之下，就离开村子在外做工，不爱搞农业，喜欢上了赌博。他的爸爸气得没办法。弟弟效法他，也不务正业，最后虽都成了家，但是家庭危机四伏，他过得并不幸福。
他的爸爸后来将他的妈妈弟妹们都接到了城里居住，把村里的老房子和所有家具都交给了他，他却认为他爸对他不公平，心怀苦毒，总是和他父亲格格不入，在一起很少说话，即使说话，也充满了火药味儿，似乎一点火就能引爆一栋大楼。
余哥将社会的一套拿到了机构来使用，使机构也充满了怀疑、猜忌、表里不一、人人自保的危险。刘小姐来自香港，对内地人缺少了解，特别是内地的一些老油条、老江湖，刘小姐更是知之甚少。表面上，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正像平静的大海，表面一片和平之象，水里却又是一番天地，暗潮涌动，充满杀机。
余哥的父亲仙逝，对他没有冲击，看不出他的悲痛，倒看出他有些得意，认为自己的敌人最后败在他手下，先离开这个世界，从此以后，他的敌人数目又减少一个，他可以为此高兴上几天了。
中午，德志和余哥各自买了盒饭，余哥的胃口奇好。他们吃完饭，又回到宿舍，休息一会儿之后，余哥收拾了行李，搭上了去港口的车。德志送余哥到楼下，他对余哥说：“节哀顺变！”
余哥想了好一会儿，没听懂德志说的话。他只笑了笑，就走了。
余哥走了之后，德志翻开日记开始补写这一周的内容。
到魏村后，住在方支书家的阁楼上。白天要到各小组里走访，考察踏勘建水池的地址，晚上返回，住在阁楼里。
所谓阁楼，就是木板搭成隔开的空间，上面是檩条和青瓦，下面是木板，木板下面就是白天人所活动的地方。阁楼上有一盏灯，电灯泡悬在那里，开关是拉线的，一头拴在床头的床架上，一头连着房顶。
灯泡很黑了，上面布满灰尘，好像很久没擦了，他们没有擦拭灯泡的习惯，也可能没有时间来擦，平时都在忙农活儿吧。
晚上洗了脚，小心翼翼地上了阁楼，摸索着打开电灯，却发现亮度根本不够。加上白天走路爬山太累，德志就没能坚持写日记。因此落下了一些，趁余哥不在宿舍的机会，没人打扰，把日记补齐。
刚写了一篇，德志的手机响了，一看是陌生的号码，不想接。继续写日记。没过多久，电话铃声又响了，德志就接听，“喂，是姚先生吗？我是圆脸妹，下来啊，我在楼下。”
德志一听，想起来了，是老朋友了，这房子还是她帮忙联系的呢。知恩图报才是君子应该做的事。他说：“哦，是你啊。我在写日记。你有事吗？”
圆脸说：“怎么像小学生啊，都这么大了，还写日记？下来吧，我好无聊，下来陪我说说话。”
德志想，下去陪陪她也行，只要不胡来，学习柳下惠，坐怀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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