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所谓的家庭、村级，并非指宗教成员规模，而是宗教成员最高职位。宗教成员执掌一县，是县级；执掌一国，是国级。每一级的跃升，金币2倍的增幅，如果吴炜早早爬到一方节度使，金币出产速度早就能开辟新孔洞。乡级宗教总坛每月出产16金币的加成下，当年收入高达359.6金币，导致774年末累积收入瞬间达到782。
775年1月，吴炜攒够了800金币，考虑特色建筑超高的金币效率，吴炜果断开辟能够提供更多兵源的城堡。
第二格城堡：每月出产金币4/12。可招募士兵数量：船只3，守兵225，轻步兵60，重步兵150，轻骑兵15。
将一名20点军事的士兵任命为虚拟伯爵领军事总管，令其负责招募军队，招募兵总数获得50%增益，即轻步兵、重步兵、轻骑兵等名额增至337员。吴炜没有过度依赖金手指扩大征召兵规模，主要利用征募兵的后勤福利，组建以数名亲王常备兵为首的民团，悄然拉起一只队伍。
因为力量不足且不能发挥超前科技优势，吴炜没有莽撞挑衅封建秩序，没有莽撞攻击大地主阶层。相反，吴炜与当地大地主阶层合作，遵循时代习俗把赋税转移到自耕农，或者逼迫自耕农破产吞并其家的田地，或者逼迫自耕农村落加入由他主导的农业合作组织。
农业合作组织是对农业的另一种形式控制，即吴炜决定今年该村种植小麦，该村就必须种植小麦，否然就罚款并课以重税；当然，农业合作组织不会盲目而行，前期有农业管理委员会研究当地农业，后期有农业合作组织保价统购统收，并代缴税额，加入农业合作组织就有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封建时代的农民是自由散漫的，特别厌烦农业合作组织强制规定，理所当然不愿意接受苛刻条件，我种嘛粮食关你屁事？这时，吴炜组建的民团就登场了，如果有需要，数百征召兵立刻杀气腾腾冲向反抗村落，绝对的武力威慑逼迫他们接受农业生产规划、统购统收、代缴税额等政策。
无法执行农业合作的地域，赋税转移方式将自耕农逼到破产，然后再收揽其家和没有田地的贫户为佃农，三成租优惠政策收拢其心。七世纪条件，大地主土地兼并政策绝大多数都是“人滚地留”，留下的佃农数量远远小于自耕农的密度，进而加重流民危机。而吴炜的土地兼并是截然不同性质的兼并，要地更要人，迫逼自耕农破产的终究目的是将他们绑定在自己的战车。既要地，也要人，再加上低于时代的三成租，吴炜这种土地兼并纯属赔本生意，这是其他没有野心的地主决计不会做的事情。
自耕农手中夺得的土地，全部划归农业合作组织，国家农场方式整体运营。虽然生产力的限制导致国营农场并无产量优势，他们土地佃户捆绑政策却为吴炜提供了大量的优质兵源。种了吴炜的地，就要为吴炜效力，需要时必须变成民团爪牙，帮助吴炜攫取更多的利益。
吴炜左手以国家税赋经济打压，右手以民团武装军事保卫，每逢夏税秋税，地盘就猛的扩大一圈。在这武夫当国时代，有了军事力量，吴炜的步伐更加凶猛，继自耕农之后，又把小地主、中地主列入打击对象，赋税转移方式压榨他们的经济财富，最终也把他们逼到破产行列。经济欺压百姓同时，吴炜又率领民团武装与鲁山县县衙协商赋税比例，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土豪。
县衙想收到税，必须依赖吴炜；得罪了吴炜，别说吴炜的地盘收不到税，其它乡里的赋税也将被山贼袭击方式丢失。775年，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武力占据相卫四州，河北四镇正式演化成河朔三镇。李唐中央政府发兵征讨，却诸事不顺，最终赦免形式默许了田承嗣这位原安禄山部将的兼并行为。776年，李灵耀之乱又挑动河北河南藩镇的神经，当代绝非地方剿匪的好时机。再者，流官不如坐官，县令发觉吴炜已经强大到无法挑战，缺乏拼死一搏心理下索性选择了妥协，承认了吴炜对地方基层的控制。
吴炜的蚕食更加肆无忌惮，不久就农村包围城市方式彻底掌控了平鲁县。
考虑朝天阙第一重门试练过关条件是血裔子孙垄断地球所有王国级别行政单位，时间肯定非常非常长，且需要等待他的血裔子孙长大成人，吴炜遂以最安全最保守方式优哉游哉种田拓展势力。
如此，不知不觉已是公元7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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