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事宜落实很好，让吴邵刚颇为欣慰，黄家明充分展现出来了能力，不过在商贸发展的事宜上面，总体的起色不是很大，吴邵刚派遣成都府路与吐蕃交易的两个商贸团回来了，获利颇丰，可惜所需要的周期太长，一次交易几乎需要小半年的时间，这不符合吴邵刚的要求，也绝不是下一步应该要发展的方向，真正能够与吐蕃进行大规模的交易，还是需要完全占领成都府路，那样与吐蕃的交易才有可能真正的推进。
成都府路新任军马经略使刘元振，表现到很是老实，没有任何的动作，潼川府路的边关地方基本上安定下来，提心吊胆几乎大半年时间的边关百姓，终于切实感受到了变化。
变化最大的还是中江县，因为合州御前诸军驻扎在老鹰嘴的周边，更因为当初从德阳府劫掠了不少的人来到中江县，让中江县的人口大幅度的增加，原先荒凉的景象消失不见，所有的土地也全部都耕种了。
穿越几年时间，通过对诸多情况的了解和分析，吴邵刚切实感受到了一个理论，任何的一个王朝，想要强盛起来，必须让百姓首先富裕起来，至少能够吃饱穿暖，否则一切都是免谈，而强盛的核心，就是自耕农的数量必须占据绝对多数。
所谓的自耕农，也就是有着属于自身土地的农民，他们只需要承担官府定下的赋税，而拥有土地的标准，一般都是三十亩到五十亩的数量，也就是一户自耕农的家庭，若是拥有了三十亩到五十亩的土地，则能够保证生活无忧，而且还能够通过土地得到不少的收入，用于生活方面其他的开销。
生活无忧的自耕农的增加，会大力促进商贸的发展，更是进一步带动王朝的兴盛。
自耕农的标准，和千年之后的中产阶级的标准差不多，谁都知道，一个国家经济强盛的基础，就在于中产阶级人数的多少，中产阶级的人数越多，这个国家越是富裕强盛和稳定。
道理是如此，可惜大宋朝廷做不到这一点。
南方特别是两淮和江浙一带，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大量的土地落入到士绅富户的手中，以至于管不过来，导致不少的土地荒芜，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则是大量的增加，他们失去了赖以存活的土地，演变成为赤贫阶层之人，变成了流民，成为了最大的不稳定群体。
土地兼并直接导致朝廷赋税的下降，本来以商贸赋税做支撑的大宋王朝，也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可惜的是，长年累月的战争，大量的消耗，以及官吏的贪墨腐败，让商贾也无法承受繁杂的赋税了，很多商贾也因为赋税过着破产，成为赤贫阶层之人。
而自耕农数量的急剧减少，也导致商贸交易遭遇到沉重的打击，寻常的商贾无法维持。
如此恶性循环之下，朝廷逐渐的难以为继。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贾似道强力推行了公田法，目的就在于增加朝廷的赋税，重点是满足军饷的开销。
通过对大宋存在的诸多弊端的分析，吴邵刚从内心是认可公田法的，贾似道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若是不能够强行的推进公田法，朝廷早就无法维持，拿不出来钱财，无法养活军队，那么就很有可能出现明末的那种情况，军队不断的哗变，各地骚乱不断。
若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宋王朝将在很短时间之内轰然倒下。
毕竟有一个蒙古王朝，人家本来就非常的强大，只是因为内部的原因，暂时腾不出手来征伐，等到人家缓过气来，大宋王朝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吴邵刚也清楚，公田法最终是失败，不可能推行下去，任何一个好的政策，都是需要有一帮人去执行的，在贪官污吏充斥的官府内，吏治完全腐败，想要真正的推行公田法，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权贵总是会想到各种各样的办法，避免自身的损失，而最终吃亏的，还是没有根基的自耕农和商贾，这些支撑大宋王朝繁华富庶的中产阶级人数将急剧减少，且那些手握尚方宝剑，不遗余力的推行公田法的各级官吏，同样能够从中获取到大量的好处。
最终的结局，就是大宋王朝集急剧的衰落下去，寻常的百姓更加的贫穷，以至于最终走投无路，而等到蒙古大军展开进攻之时，宋军一溃千里，根本无法抵御，大宋最终灭亡。
吴邵刚能够认识到这里面的弊端，但是短时间之内无力改变。
不过吴邵刚可以在潼川府路实施彻底的改革。
遭遇战火的潼川府路，权贵富户遭遇到毁灭性的打击，当初刘整叛乱，就杀掉了不少的官吏，洗劫了大量的富户，能够逃离潼川府路的权贵富户人数很少，吴邵刚接手的潼川府路，满目疮痍，一片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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