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机场，国际出发航站楼。
看了眼手表，刘达明放下摊开的报纸，朝四周扫了一眼。
离开始登机还有十五分钟，那个人却没来。刘达明有点焦急，不知道该等下去，还是去安检口。
他不是恐怖份子，他做这些只是为了一张去美国的签证与一百五十万美元。
从某种意义上讲，刘达明是个很失败的人。
上个世纪九零年代末，他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某重点大学电子工程系，成为人人羡慕的天之骄子。虽然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但是他依然清楚记得，在学校与教委举办的庆祝典礼上，主管教育的副县长亲手把五千元奖学金送到他手上，勉励他继续发奋读书，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四年本科、三年硕士研究生与五年博士研究生，一路走来，刘达明都是尖子生，年年获得奖学金。可是在他拿着双料博士文凭走入社会的时候，得到的只是一份助教工作。每月不到五千元的微薄收入，让他只能住学校的单身教师集体宿舍，到食堂吃大锅饭，代步工具则是一辆破败的自行车。他的很多同学，没有读研究生、没有攻读博士学位，有的创建公司当了老板，有的成了政府官员，有的是跨国企业的高管，有的靠炒股发了财，有的则拿到绿卡成了美国人。
他呢？一个有文化的穷光蛋而已。
没房没车没存款，连女朋友都没有。
系里的老师给他介绍过几个对象，说出去很光鲜，知名大学的老师，在过几年就能评为副教授。可是只要谈到收入与住房的问题，女方看他的眼光就会悄然改变，而每次相亲都是单幕舞台剧。
他努力过，也奋斗过。
任教的第二年，他就加入一个科研团队，参与一个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他有能力，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可是他不太会做人，咬着几个技术问题不放，差点导致该项目没能通过国家验收。
此后，他与这类能赚钱的项目再也无缘。
成为副教授之后，他带过研究生，却因为要求太过严厉，让跟着他的研究生连毕业都变得困难。他还下过海，跟同学合伙搞了个创新企业，亏掉了所有积蓄。他想过出国，却始终没有获得当访问学者的机会。至于技术移民，在他想到的时候已经不大吃香，而投资移民更是不敢想像，他没那个资本。
直到三十五岁，也就是去年，他才猛然醒悟。
当他顶着大雪，回到偏远的小县城时，母亲已经合上了眼。舅舅告诉他，母亲其实早就查出患了癌症，而且到了晚期，只是一直没告诉他，害怕影响他的工作。他知道，母亲不是害怕影响他的工作，而是怕他花钱。做手术至少得需要二十万，还只能多活几年。别说二十万，他连两万存款都没有。
如果赚了大钱，就能定期让母亲做体检，及时发现肿瘤，做手术割除。哪怕发现的时候已经癌变，也能让母亲得到最好的医疗救治，让她多活几年，让她在辛苦把儿子抚养成人之后享到福。
他很悔恨，也很痛苦。
回北京前，他用全部积蓄安葬了母亲，选了一块风水好的墓地，还找匠人打了一块很大的墓碑。
不管理想有多么高尚，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都脆弱得不堪一击。
他想发财，想过上更好的日子，他不想被女人看不起，更不想为了那不切实际的理想而两袖清风的过一辈子。
那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命运。
一百五十万美元，是他之前从没想像过的巨款。
还有美国的签证！
他用几个月时间，制作出了那个人要的控制器。接到那个电话后，他只需再做一件事就能搭上去美国的航班。
幸福的生活与美好的未来正在等着他。
他又看了一眼手表，时间才过去两分钟，而他觉得像两个小时那样漫长。
已经兑换了登机卡，就等着通过安检口，去登机口搭上那架有四个发动机的航班，踏上飞往天堂的旅程。
听到铃声，他掏出了手机。
看到是个陌生电话，他微微迟疑了一下，随即朝四周扫了一眼。
这与约定的情况不一样，电话不是那个人打来的。
附近全是旅客，有的还带着孩子，而且有不少外国人。在刘达明疑窦丛生的时候，铃声消失了。
怎么回事？
刘达明产生了一种很不好的预感，电视台已经报道了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爆炸，网上全是与恐怖袭击有关的消息。虽然没有参与恐怖袭击，但是刘达明不是笨蛋，知道那种控制器的用途。
他站了起来，朝安检口走去。
此时，安检口附近。
穿着清洁工制服的李金明正趴在地上，清理洒在地板上的可乐。因为一直埋着头，所以没人注意到他。
刘达明接电话的时候，李金明就注意到了他，知道他就是追捕的恐怖份子。
那个电话是罗琳琳打的，而且在打那个电话之前，国土安全局锁定了候机大厅里的手机基站，其他旅客的手机都无法接到打进来的电话，所以接到电话的人，必然就是追捕的恐怖份子。
李金明没有急着动手，附近伪装成旅客、机场保安与服务员的外勤人员也按兵不动。
刘达明拖着一个二十寸的行李箱，虽然不是很大，但是足够装下一枚炸弹，而候机大厅内有很多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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