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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四月初八（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突袭大沽炮台。就在炮台守军与英法联军激战之时，直隶总督谭廷襄临阵脱逃，使炮台守军斗志一落千丈。
由于清军武器落后、防务简陋，关系京师安危的大沽炮台随即失陷，大沽口被英法联军占领。之后，英法联合舰队溯白河而上，畅通无阻，直扑天津，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廷无力抵抗，一心求和。
前往天津议和的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等人，就在侵略者威逼下步步退缩，甚至将咸丰关于设法阻止英法两国公使的上谕抛置脑后。
全盘接受英、法、俄、美四国要求，先后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
英法政府竟然还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多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咸丰九年）6月20日，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与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并于25日突然再次袭击大沽炮台。
清军奋勇反击，重创侵略者。英法侵略者恼羞成怒，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18000人，法军约7000人，船舰200艘，来华扩大侵略战争。
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再次北上，4月占领舟山，5、6月进踞金州、烟台，入寇天津，咸丰帝慌了手脚，急忙命僧格林沁退守通州（北京通县），命大学士瑞麟带兵一万火速赴通州设防
咸丰帝急命怡亲王载垣，会同大学士桂良、兵部尚书穆荫一起，再次向英、法求和。七月二十九日，英方派巴夏礼和威妥玛到达通州，载垣即前往东岳庙接晤，与之反复辩论达八个多小时，直至午夜方散。
八月初二日，英法侵略者得寸进尺，派英法使臣又在东岳庙与载垣会晤。会谈期间巴夏礼的态度十分傲慢，大声叫嚷要求带兵入京，面见皇帝，亲递国书。
载垣则认为事关国体，万难允许。初三日，巴夏礼又提出清军撤离张家湾的无理要求，情词桀骜，遭到载垣的拒绝，谈判破裂。
载垣当即告知给了肃顺。肃顺立即命令僧格林沁截逮巴夏礼，押赴京城。咸丰听取了肃顺等着人主战的建议，在议和不成的情况下，只得硬着头皮抵抗，再次下令与英法联军决战。
咸丰十年八月初七（1860年9月21日），八里桥大战爆发。八里桥是由通州通向北京的要道，清廷认为此战关系到京城的安危、天子的荣辱、国家的命运。
一方是拥有数千年传统、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的大清无敌于天下的蒙古骑兵力量；一方是经过近代工业革命之后，以炮兵为核心的英法近代化军队。
此时，清军已被逼得无退路可走，但是，血肉之躯怎能抵挡英法联军的枪林弹雨？这些大清的勇士们纷纷倒在了血泊之中，副都统胜保中弹，受伤落马，全军将士伤亡惨重，清军全线溃败，英法联军兵临城下。
这一战清楚地暴露出大清王朝的外强中干，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指挥等方面，清军比列强的军队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在这种力量悬殊的形势下，仅凭忠诚勇敢、白刃肉搏，妄图取得胜利，是多么的不切实际。
就在惊闻八里桥大败的那个晚上，咸丰帝召开宫廷秘密会议，坐立不安地一连问了几遍：“现在怎么办······”众人不敢作答。沉默了一会儿，咸丰指着肃顺问道：“主战的是你们，要打的也是你们，和谈的也是你们，你告诉朕，现在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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