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宇对刘佳慧说，《伊利亚特》的主题是赞美古代英雄的刚强威武、机智勇敢，讴歌他们在同异族战斗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和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伊利亚特》塑造了一系列古代英雄形象。
在他们身上，既集中了部落集体所要求的优良品德，又突出了各人的性格特征。阿喀琉斯英勇善战，每次上阵都使敌人望风披靡。
他珍爱友谊，一听到好友阵亡的噩耗，悲痛欲绝，愤而奔向战场为友复仇。他对老人也有同情之心，允诺白发苍苍的特洛伊老王归还赫克托尔尸体的请求。可是他又傲慢任性，为了一个女俘而和统帅闹翻，退出战斗，造成联军的惨败。他暴躁凶狠，为了泄愤，竟将赫克托尔的尸体拴上战车绕城三圈。
与之相比，特洛伊统帅赫克托尔则是一个更加完美的古代英雄形象。他身先士卒，成熟持重，自觉担负起保卫家园和部落集体的重任。
他追求荣誉，不畏强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危急关头，仍然毫无惧色，出城迎敌，奋勇厮杀。他敬重父母，挚爱妻儿，决战前告别亲人的动人场面，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和感人的悲壮色彩。
《伊利亚特》所反映的时代正处于由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在原始的氏族社会，氏族和部落是以血缘关系为特征，即胞族、家族、部族而存在的。
人们的道德观念也以这种血缘关系为出发点，一切以忠实家族血亲的组长为正确，而且只要是维护家族利益的都是正确。
另外，在古希腊从氏族公社向奴隶制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外部的和内部的暴力干扰。这种过渡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促成的：一方面是人们私有观念的出现，另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从而导致产品的剩余。
这使得古希腊的国家组织纯粹是通过私有财产的产生和阶级分化，直接从氏族公社中产生出来，而这些在史诗《伊利亚特》中都有所体现。
史诗以“阿喀琉斯的愤怒”为全篇的主线，史诗中阿喀琉斯的愤怒一共有两次，而第一次阿喀琉斯之所以愤怒就是因为希腊联军的统帅阿伽门农夺走了他喜爱的女俘而愤然退出战争。
可见，这时期的古希腊社会奴隶制已经开始盛行。而且，奴隶们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产品也已相当丰富，金银饰品，象牙琥珀，奴隶主们享有各种各样的奢侈品。
他们终日过着酒池肉林的生活，就如史诗中所描述的：“他们不是去掠夺自己百姓的绵羊和山羊，就是在舞场上抢夺桂冠”，而为他们提供这种生活的则是奴隶和士兵。
在原始的氏族社会，其政治制度是原始的民主制，家族的大家长只是充当召集者的角色，而没有决策权和命令权。而且，在产品和财物的分配上也是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
在《伊利亚特》中，希腊联军的统帅阿伽门农拥有许多的战利品和女奴，而这些都是普通战士在战场上为他拼命争取回来的。他与阿喀琉斯的争吵就是由争夺女俘所引起，可见这时的人们已经有了“我的”意识，即人们私有观念的产生。
在对具体财物的分配争夺上，体现了原始氏族社会与奴隶制社会的冲突。[4]柏拉图认为，荷马史诗属于悲剧的范畴，而荷马是“第一个悲剧诗人”。
《伊利亚特》描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中最悲壮的一页。它展示了战争的暴烈，和平的可贵；抒表了胜利的喜悦，失败的痛苦；描述了英雄的业绩，征战的艰难。
它阐释人和神的关系，审视人的属性和价值；它评估人在战争中的得失，探索催使人们行动的内外因素；在一个神人汇杂、事实和想像并存、过去和现今交融的文学平面上对影响人的生活、决定人的思想、制导人的行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认真的、有深度的探讨。
《伊利亚特》所触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生的有限和在这一有限的人生中人对生命和存在价值的索龋和平时期的生活是美好的。牛羊在山坡上漫步，姑娘们在泉溪边浣洗；年轻人穿梭在笑语之中，喜气洋洋地采撷丰产的葡萄。
诗人弹拨竖琴，动情的引吭高歌；姑娘小伙们穿着漂亮的衣衫，跳出欢快的舞步。然而，即便是典型意义上的幸福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包孕着悲愁的种子，人的属类使他最终无法摆脱死的迫胁。人是会死的，不管他愿不愿意见到死的降临。
人生短暂，短得让人不寒而栗：裂地之神，你会以为我头脑发热，倘若我和你开打，为了可怜的凡人。他们像树叶一样，一时间风华森茂，如火的生机，食用大地催产的硕果；然而好景不长，他们枯竭衰老，体毁人亡。
人生如同树叶的催发和枯亡；在第六卷第145—49行里，荷马已表述过这一思想。同时，荷马史诗作为“古希腊人的《圣经》”，因对英雄主义的颂扬，被誉为“英雄史诗”。
而在这些英雄品质中，“勇气”占据重要地位。命运是人无法逃脱的悲剧性。阿基琉斯无法逃避命运，虽然他被称为“捷足者”、“最勇敢的人”，但他终究要早死，所以才会有《伊利亚特》开头其母忒提斯伤心的哀叹：“我的孩儿啊，不幸的我为什么生下你？……你的命运短促，活不了很多岁月，你注定要早死，受苦受难超过众凡人。”
赫克托耳亦复如是。因为天平倒向冥王哈迪斯一边，固然他仍在人间奋勇作战，但死亡的阴影已经扣上。英雄们落在必死的命运中，歌德曾为之感叹，综观整部史诗，告诉我们的仅仅是：“人注定了地狱般的悲剧。”
而且具有鲜明希腊特点的是，即使是作为高人一等、具有操纵力的神祗们，也不能左右命运的天平，神的亲情与同情也无济于事。当宙斯，最大的主神，预见他的儿子——吕西亚人的首领萨尔佩冬将为帕特罗克洛斯所杀，意欲将其带出战场送返故乡，却遭到赫拉的责问：“你说什么话？
一个早就公正注定要死的凡人，你却想要让他免除悲惨的死亡?”宙斯只得眼睁睁看着亲子成为剑下亡魂，空留喟叹。在引用最广的一段荷马史诗中，渲染了这种命定观与人生短促的悲叹：“正如树叶的枯荣，人类的世代也如此。
秋风将树叶吹落到地上，春天来临，林中又会萌发，长出新的绿叶，人类也是一代出生，一代凋零。”
那么在古希腊人眼中，命定观下只有消极逃避等待死亡吗？恰恰相反，必死性的回应正是对命运的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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