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可能，当时东北军上下充分感到东三省和日方（冲）突的危险，但是又缺乏和日军正面（对）抗的勇气。一旦发生危机，希望避免正规军之间的（冲）突。这时，作为非正规军的警务力量就可能成为两军之间的缓冲。委任黄显声担任这个职务，是张学良希望黄显声的精明干练，可以在中日冲（突）时最大限度地控制一线局面。
另一种可能，老帅张作霖曾经对张学良讲过对付日军的办法：“招集辽宁各县的警（察）局长开个会，动员人力，一夜之间就把南满铁路的铁轨都埋到地底下了。然后二十万东北军主动打大连的一万五千(日)本兵。咱干吗要怕小(日)本呢？”可张学良没有其父帅那般绝对权威，而且东北大地早以是分崩离析，各自为政，人心向背，严重的早以通敌。要是真存着用这个心思对付日关东军，让自己的心腹黄显声担任这个职务也的确是有些道理。尽管形势的变化，让黄显声没有能够在这个职务上发挥更大作用，但他的干练还是表现出来了。
还有一种可能，中原大战少帅张学良不但向华北增兵，同时也无不忧患自己东北大地上的内忧外患的安危。一个旅长在60万东北大军中可说是微不足道，只能安定一域而不能安（全）局，警务处长虽不算绝对权力高层，但是全东北地区他则均有人有枪有权，应在全局视角中的重要位置之上。加之黄显声自身精明干炼，足可安地政。却忽视了部队，破天荒的把军权代总司令管部队，总参谋长管军事作战于一人一身的绝对军权地位。
9.18事变，东北军中人称三个省，只有两个明白人，一个就是臧式毅，一个就是黄显声。9.18事变前，臧曾多次苦苦警告张学良日军即将动手，并派黄显声专门跑到北平去报告危险，可深陷烟膏女人丑闻又患伤寒，在协和（医）院住院，显得思维精力都不充足。回复都是要求镇定，万一打起来不抵抗，等候国联的调停等等……
藏自知无力回天，在9.18发生时悲愤地让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赶快出去调兵遣将收复沈阳吧！”自己则以地方官守土有责留下办交涉不肯离去，9月19日就被日关东军参谋特务头子软禁于府内40多天，后绝（食）未死。
黄显声则另有主张，9.18事变前，八月底他已经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这也是黄显声到北平去见张学良的直接原因。无果而终，回返奉天后黄显声不肯坐以待毙，当即下令各县警务队，公〔安〕队改编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也通过各种途经储备家伙装备，这个举动意味深长，这批枪〔支弹〕药成了以后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
后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原东北的警务人员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而且多位著名的义勇军指挥官，比如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等都是原东北警队出身。而黄显声对奉天的警〔察〕总队也进行了充分的部署，将2000名警员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总队并发枪，集营不散，枪满实弹，眛不解甲，枪不离身。并备足各种车辆，准备随时撤离时，由机关勤职人员转运全部枪〔支弹〕药。自己也从9月初，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
所以，9.18事变刚刚发生，他率领的警（察）总队，相当于〔武〕警，不包括治安警和交通警，已经离开机关，投入抗击。
后来的救国会执委朱焕阶9月19日晨曾赶到警务处打探消息，却见铁门紧闭，有几只麻雀啄食。向周围人打听，夜里有人看到，黄的警务部队的动作极快，第一声(爆)炸声刚刚响过就开始行动，离开机关，显然是早有部署。所以说，明白人有时候不是太少，是太多。
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谭海仓促中把帅府各房门上锁，武（器）埋在院里，只带着钥匙逃往北平。张学良见后啼笑皆非，大骂“不是人，什么东西！”。因为张一向叫谭海为“叔叔”，这一次显然是气极了。
黄显声到达锦州后，成为1931年秋冬实际的前敌总指挥。当时东北边防军公署和辽宁省府公署都搬到锦州重建，但张学良和张作相都未到锦州，军政事务由黄显声代拆代行。并向大凌河布防，方才取得稳定阵线。
当时，东北军总参谋长，代总司令荣臻也到锦州办公，援军也陆续到达。荣瑧是个旧式军人，有**瘾，又知道张学良信任黄显声。故此在形式上一切事务皆付黄显声。后国联有员来调查，与荣臻交谈时发现他未及收拾的烟具，于是对翻译说:“这样的人怎么能抵(抗日）本军队呢？”
又问荣9.18时为何不抵抗。
荣回答没有上级命令。
日军土肥原则与汪精卫曾称为“智勇仁”的大汉奸凌印青，海城人，早期国民当局，与杨宇霆交厚勾结，派出高级特务仓岗繁等十人到辽西和凌汇（盒），在盘山组建伪军“东北民众自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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