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民并不回答，只是喃喃地念着陈真的名字。他抽完一根纸烟把烟头抛了，又燃了一根来抽。
“陈真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像他那样热心、那样能干的实在不多！”方亚丹感动地称赞道，但是歇了歇他又加上这几句：“然而他已经死了。我们应该忘掉他，我们会有更多的新同志。”
吴仁民狂乱地搔着头发，一面粗声答道：“是的，我们会有更多的新同志，可是再没有一个像陈真那样的了。”
“你说，再没有一个像陈真那样的？”方亚丹惊讶地说，“你怎么今天老是说丧气话？难道你连这样的一个打击也受不住？”
“受得住受不住，这有什么关系？我说血迹只有用血来洗！”吴仁民从沙发上跳起来，把烟头掷在地上用脚踏熄了，又用一只手压在方桌上，看得出来他是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这只手上面，然而方桌动也不动一下。“我说我们的方法太迂缓了。不错，我们会有更多的新同志，可是我们也还有更多的不值得的牺牲，像陈真那样。单是陈真的血就迷住我的眼睛，我害怕还有更多的新同志的血！……我不能够忘记陈真，你看你手里那本书不就是陈真的吗？那本书上面还有他亲笔的注释。我们能够说他已经死了吗？……老实说，你还不懂得陈真。在你，在李剑虹他们，失掉陈真，不过失掉一个忠实勇敢的同志，他留下来的空位子是很容易填补的。然而我却失掉一个最了解我的朋友。我认识他，不仅像一个同志，而且还是一个朋友，一个有着黄金的心的朋友。……你们说他死了，可是你们不知道他是怎样地不愿意死，甚至在厉害的肺病蚕食他身体的时候，他还不肯撒手放弃―切，还努力跟死斗争。然而一辆汽车在他的身上辗过，你们就说他死了。……你们都忘记了他，但是我现在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呢？我又到什么地方去找这个最了解我的朋友呢？……”他绝望地说，把手捏成拳头在桌子上打了几下。
“仁民，你现在说这些话又有什么用处？你要知道陈真死了，我们还活着，我们要活下去继续他的工作。只要我们的工作不毁灭，陈真的精神也就不会死，”方亚丹理直气壮地说道。
“精神不死，这不过是一句骗人的话，我就不相信它！”吴仁民愤慨地说。“工作，工作，难道我们就只是为着工作生活的吗？不错，我们要活下去继续他的工作。可是那时候他的骨头已经腐烂了。谁看见他的精神活起来？你看！”他伸出手去指着墙上的一张女人的照像。“这是我的瑶珠。她死了，她的精神也就死了。从前我每次回家稍微迟一点就要使她耽心，或者写文章睡得晚一点，也要被她催好几次。她关心我的饮食，关心我的衣服，关心我的一切。有时我不听她的话，她就要流眼泪。可是现在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现在随便做什么事情，她都不能够对我说一句话了。同样，陈真常常说他有他的爱，有他的恨，他把爱和恨放在工作里面，文章里面，散布在人间。可是现在他所爱的还在受苦，他所恨的还在作恶，他自己就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看见谁受到他的爱，谁又蒙到他的恨来？黑暗，专制，罪恶依旧统治着这个世界，可是他现在却不能够从坟墓里爬出来说‘我反抗’的话了。……我说我们的方法太迂缓了。不管我的身体怎样强健，有一天我也会像陈真那样地睡在地下。在我的头上，黑暗，专制，罪恶，那一切都仍旧继续着狂欢，然而我到那个时候，连呻吟的力量也没有了。这是不能够忍受的！”他说到这里，接连叹了两口气，再也说不下去，便又拿出一根纸烟燃起来用力狂抽着，一面走回到沙发跟前坐了下去。他坐得很快，好像跌倒在那上面一般。
“你太兴奋了，而且你太热情了，”方亚丹诚恳地说。“我们从事革命工作的人，应该有一个冷静的头脑。你太热情了，怪不得有人说你卤莽，又有人说你是一个罗曼谛克的革命家。要知道革命并不是一个政变，也不是一个奇迹，除了用你所说的迂缓的方法外，恐怕就没有捷径了。革命是不能够速成的，所以我们必须忍耐！……”
“是的，必须忍耐，”吴仁民大大地喷出了一口烟，冷笑道。“我知道你还会说：怎样地著书，出刊物，阐扬真理，或者先到外国去研究几年，熟读几本厚书，或者甚至把毕生的精力耗费在旧书堆里，然后自己写出一两本大书来，就相信这几本书会造成一种精神的潮流来感动千千万万的人。我劝你不要再做这样的梦。我告诉你，这许多年来李剑虹就做着这样的梦，他见到一个青年就向一个青年鼓吹：应该怎样读书，怎样研究学问，学习两三种外国文，到外国去留学，今年到日本，明年到法国，后年又到比国，这样跑来跑去把一个人的青春跑完了，就回到中国来。回来做什么？唱高调！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怎样把贩来的洋八股应用到中国社会上去。其实唱高调的那些人还是好的一种。这时候稍微有一点雾就会迷了他们的眼睛，升官发财在从前是他们所痛恨的，现在却变成了可走的路了。这就是李剑虹的成绩：他把一个一个有献身热诚的青年都送进书斋里或者送到外国去，他们在那里把热情消磨尽了才回到中国来，或者回到运动里来。一个一个的革命青年就这样地断送了。听说你不久也要到法国去。好，希望你好好地在那里贩点革命方略回来。”
“我······我不一······一定……”方亚丹迟疑地分辩说，整个脸都变红了。两种思想在他的心里交战，他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
“不一定？”吴仁民讥讽地说，“就说不去，不更痛快吗？老实告诉你，大学校，实验室，书斋只会阻碍革命的精神。读书愈多的人，他的革命精神愈淡薄。我以后不高兴再在大学里教书了。那些资产阶级的子弟是没有多少希望的，我们应当注意贫苦的青年，我们不必去替资产阶级培养子弟。资产阶级的子弟，好的至多不过做个学者。然而学者只会吃饭。我最不满意李剑虹的，就是他开口学问，闭口读书，他的理想人物就是学者。你想，拿书本来革命岂不是大笑话！我看不惯他拿‘读书’两个字麻醉青年，把青年骗得到处跑，所以我常常跟他争吵。陈真责备我爱闹意见，我知道这会使陈真痛心，然而我不能够让李剑虹去领导年轻人。”吴仁民说到这里又拿出了一根纸烟。但是他并不去点燃它，却用两根指头把它揉来揉去。
方亚丹是比较相信李剑虹的，而且多少受了一点李剑虹的影响。他不能够同意吴仁民的话，不过他多少了解吴仁民的心情，便不多说话，只说了一句：“你的成见太深了。”接着他又说：“我走了，后天再来看你。”他开了门，用很快的脚步下了楼梯，走出去了。这些声音很清晰地送进了吴仁民的耳里。
“又是一个李剑虹的弟子，”吴仁民叹息地说了这一句，就不再作声了。他把纸烟燃起来狂抽，同时又在想李剑虹究竟有什么样的力量使得一些青年对他那样地信仰。他愈想，愈不能够了解，同时愈感到自己的孤寂。
门上起了重重的叩声。
“进来。”
门开了，一个黄瘦的长脸伸进来，接着是穿蓝布短衫的身子。
“蔡维新叫我来拿稿子，”朴实的脸上露出了不自然的微笑。他站在吴仁民的面前。
“啊，我倒忘记了！”吴仁民吃惊似地站起来，走到桌子跟前。“文章昨晚就写好了，他原说今天早晨来拿的。”他在书堆里找那篇文章。
“今天早晨大家忙着开会都没空，所以到现在才来拿。他还说纪念陈先生的文章要请你早些做好，”那个人客气地说。
吴仁民把文章找了出来，顺手递给那个人，一面说：“你拿回去罢。你告诉蔡维新，我明天去看他。我刚刚从陈先生的坟地上回来。”
那个人并不就走，却改换了语调问：“陈先生的坟已经做好了吗？”他的眼光停在吴仁民的脸上。
“做好了，蔡维新知道地方。”
“我们要去看他。陈先生那样好的人会碰到这种惨死。……他妈的，我们要替他――”话没有说完就被他咽住了。他急急地开了门出去。然而他没有说出来的话，吴仁民已经懂得了。
那个汉子的未完的话给吴仁民留下一线的希望，但是希望渐渐地又消失了。
整个房间里再没有一点声音。
吴仁民在屋子的中央茫然地立了一阵，随后又走到沙发跟前坐下去。他不再抽烟了。他的眼皮疲倦地垂下来。他终于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一个黑影忽然站在他的面前。是一张瘦削的脸，脸上戴了一副宽边眼镜。
“陈真！”他惊讶地叫道。
黑影照常地坐在方桌旁边一把椅子上，在书堆里拿了一本书翻开来看。
“你已经死了！我们今天才埋了你！”
“那只是假象，我并没有死。”黑影抬起头看他，一双射出绿色光芒的眼睛凝视着他的脸。那双眼睛马上又埋下去了。接着是一阵使人颤栗的惨笑。“我并没有死，我是不会死的。”
“我不相信，你拿假象来骗我！”吴仁民半愤怒、半惶恐地说，好像在跟自己争论，他觉得他面前似乎并没有黑影，那只是他心里的幻象。“你已经死了，一辆汽车在你的身上辗过，就把你的生命取去了。我们已经把你埋葬了，永远地埋葬了。”
又是一阵惨笑，这一次黑影并不把脸抬起来。“你以为一个人能够死得这么容易吗？我花了一生的精力做一件工作，工作还没有完成，我就能够闭上眼睛死去吗？一辆汽车，几个兜风的男女，这跟我一生的努力和工作比起来，算得什么一回事？他们绝不能够毁灭我。我是不会死的。我要留一个长长的阴影在所有的人的头上，使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我。”
“你在说谎！”吴仁民气愤地争辩道，“我们就会忘掉你的。方亚丹已经说过应该把你忘掉了。你不会留下一点阴影。就在今天，就在这个都市，人们一样地在享乐，在竞争，在闹意见。而且每天晚上甚至在深夜，你在这个房间里就可以听见许多汽车的喇叭声，也许每天晚上都会辗死一个像你这样的牺牲者。然而你呢，你在什么地方呢？你的阴影又在什么地方呢？我说，只要过了一些时候，别人提起陈真就会惊讶起来：‘好陌生的名字啊！’你还拿永生的话来骗自己！我不相信，我什么也不相信！”
那个黑影又把头抬起来，一对绿色的亮眼珠锐利地在吴仁民的脸上轮了一转，眼光非常深透，使得吴仁民的脊梁上也起了寒栗。突然一个陌生的、庄严的声音响彻了房间：“你说，我什么时候对你说过谎？我从来没有欺骗过自己。我告诉你：我们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将来有一天那洪水会来的。那样的洪水，地球上从来不曾见过。它会来，会来淹没那一切，扫除那一切，给我们洗出一个新鲜的世界来。那日子一定会来的。你还记得我这本书吗？你现在应该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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