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金塔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是自1919年来，赤俄入侵我满洲、入侵我友邦德国、波兰、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赤化日本、殖民波斯、扰乱印度等种种恶行，都使我们觉到金塔事件的发生是赤俄全面入侵的征兆。幸好西北方面处置及时，在赤俄侵略军侵入我国领土之前扑灭了事变，但是金塔的托匪伪军的覆没，不过是推迟了赤俄的侵略计划，绝不会让野心勃勃的托洛茨基放弃统治世界的妄想。
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中苏之战已经迫在眉睫，国家民族的命运将要处在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在这个时刻，任何一个中国人所能做的当然只有准备牺牲，准备抗战！战争既开之后，则再没有与赤俄妥协的余地，对于赤俄这样的敌寇的任何让步，都将是中华民族灾难的开始！我们五万万人民只有拼死一战，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而在战争未开之前，我们所应做的绝不是去争取和平。虽然敌强我弱，拥护和平又是我们的国策，但是赤俄在过去几年的行径已经让全世界认识到了，同这样一味好战而丝毫不珍惜和平的国家为邻，就必须时刻枕戈以待，而不能对和平抱有一丝一毫之幻想，更不能对国内甘为赤俄走狗的托匪汉奸有任何宽仁之心。
对于此次金塔事变和赤俄帝国主义，我们国民党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应该立即断绝同赤俄间的一切往来，以避免赤俄输出革命之害；（二）西北、东北、远东及蒙古等地。必须切实加强戒备，提防赤俄随时可能发动之侵略；（三）金塔事变中所俘获之托匪骨干或赤俄特工人员，如任辅成、布劳恩等，不能以任何理由释放；（四）应吸取金塔事变之教训，坚持推行改善农民生活之政策，消除赤俄输出革命煽动阶级斗争之土壤……”——1924年12月20日，《申报》
“……我们必须警惕柏林三月事件和波兰事件在中国上演，赤俄对我国东北、西北和蒙古的野心从未熄灭，他们的打着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招牌，却在暗地里策划殖民主义的侵略勾当。而现在我们国内竟然还有人甘心情愿充当其走狗内应！对于这一类人，不杀实难以平民愤！”——1924年12月21日，《大公报》
“……不能相信赤俄，不能相信国际，自1919年来，不，自17世纪中叶以来，俄国就一直视我中华为鱼肉，我们以真诚待之。他们却以卑鄙待我，背信弃义。鲸吞蚕食，不则一切手段攫取我国领土，对于如此恶邻，我们只能以兵戈待之，决不能再抱有丝毫侥幸！”——《民报》
建立养老保障体系的“利民政策”还没有来得及在报纸上公布，已经结束的金塔事件却忽然开始发酵，上海的《申报》首先刊登国民党副主席蒋J石的署名文章，指出金塔事件是苏联侵华政策的开始，顿时举国震动。各家报纸纷纷发表评论，各大城市的学生青年涌上街头，涌到苏联驻华机构门前抗议。
立法、参政两院议员们也提出提案，要求政府立即宣布与苏联、波兰断绝外交关系，驱逐两国在华的所有机构、人员。并且还要求政府明确宣布严惩在金塔事件中被俘的中国人民革命党党员和国际人员，无论如何都不能将他们释放。国民政府也在1924年的最后一天相应民意，正式宣布同苏联和波兰绝交。但是却始终没有表明严惩被俘的人民革命党党员和国际人员；国民政府宣传部长邵飘萍还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希望新闻界保持冷静，目前政府正通过英国方面同赤俄当局谈判，准备用手中的人民革命党党员和国际人员换回波斯战争中的被俘人员。
可是新闻界和国民并不认同政府的回应。反而视政府同苏联谈判的行为为软弱，反苏情绪也更加高涨。随后，属于进步党的报纸《民国时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暗示，国民政府之所以在对苏问题上稍显软弱，最大原因是中G内部存在相当多的亲苏派，而中国人民革命党的主席任辅成本人，就是中G早期的党员，还一度在缺席党的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当选中G中央委员！人民革命党的其他骨干分子，也大多是原先的中G党员。如果中G不能彻底消除苏联和国际在其内部的影响，将来一旦中苏开战，苏联很有可能透过亲苏派获得国防军的关键情报，情况将变得非常危险！
紧接着，更多的关于部分中G高层和苏联之间“亲密往来”的资料被曝光出来，不少中G核心人物都牵涉其中。“发现”这些情况后，国民党、进步党、中国民主促进会等组织向国民政府和中G发出公开信，要求中G清查其内部的亲苏分子，同时对被俘的人民革命党党员和国际成员进行公开审判，并且明正典刑。
在《申报》刊登出蒋J石的文章时，就引起了常瑞青和中G中央的高度重视。为此，中G中央政治局连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对策。中G主席毛ZD也从兰州返回南京参加会议，并且在会议上明确提出，这是国民党利用中G和国际的“特殊关系”在发动政治进攻，中G必须立即反击，否则将有可能殃及今年的选情。但是在如何反击的问题上，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G高层却众说纷纭。
从海参崴（远东共和国新首都）返回的周E来提出通过宣传告诉全国人民，中G和联G并不是所谓“兄弟党”，中G内部的亲苏势力也非常弱小。中G目前正在对亲苏党员进行清洗。
李大钊不同意他的意见，认为采取分辨的办法是对国民党、进步党的示弱，会让他们得寸进尺。而且中苏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如果再在金塔事件的俘虏问题上做文章，很可能导致中苏间的彻底决裂，这是不符合中国利益的。
毛ZD却认为现在的民意主要还是反对苏侵略，其次才是对中G的质疑，所以中G应该高举反苏肃托的大旗，可以公开审判人民革命党党员和国际人员，通过这样的公开审判。全国人民就会认识到中G绝不是苏联D的兄弟党，同时也能搞臭人民革命党和国际。至于中苏决裂的风险，毛ZD却一时拿不定主意，有些犹豫地看着常瑞青。
波斯战争后，全世界都把苏联红军的战斗力高看了不止一层，中国国防军虽然在1923年的中日战争中大获全胜，但是有没有力量打败苏联红军的侵略，却让所有人都感到心中无底。
常瑞青还没有开口，曾琦就敲门进来。交给他一张抄报纸，这是中国驻德国大使蒋百里的紧急电报。蒋百里在电报中告诉南京，今天德国首都柏林爆发了由纳粹党组织的大规模反苏游行，一方面声援中国人民的反苏斗争；另一方面则是谴责英国对苏妥协的政策。德国总理希特勒还在游行集会结束后召见蒋百里，告诉他德国政府希望进一步扩大同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合作，并且邀请常瑞青在方便的时候前往柏林访问。
常瑞青一口一口喝着咖啡，眉头微微拧起，他不像中G政治局的其他同志那么激动，也没有将这次由金塔事件引发的风波完全看成坏事。事实上，国民党这次大打反苏牌是正中了他的下怀。虽然中G在今年的大选中可能因此少得几席议员，但是常瑞青和中G也可以借助被国民党和进步党（其实中G自己也在进行反苏宣传）煽动起来的反苏民意，在未来的议会里提出增加税收用于扩军备战的议案。而且铺天盖地的反苏舆论，也有利于将苏联妖魔化，将亲苏分子搞臭，这样一来苏联再要想用什么主义、理想为幌子在中国发展内应就非常困难了。
“既然民意强烈要求反苏，我们还是要顺应一下的。”常瑞青轻轻放下手中的咖啡杯。语气缓慢，却有些沉重地道：“不过，苏联的军事力量也非常强大，我们在实行反苏政策的同时。也要充分向国民说明这一点——苏联是远远比日本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大敌，必须提前十二分的精神来应付。”
常瑞青此言一出，会议室里的大部分人都神色凝重，毛ZD和周E来却听出了常瑞青话里的一些深意，有些诧异地望着他。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苏联的强大呢？”常瑞青分析道：“首先，苏联的确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强国，他们的陆军力量和重工业实力，都比我们要强大，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强调苏联的强大，只是在强调一个事实。其次，中苏未来必有一战，这在我党高层已经成为共识，看来用不了多久，全国人民都会接受中苏必有一战的观点——这一会，国民党和进步党算是给我们当了一回义务宣传员了。再次，既然中苏一战不可避免，那我们就必须要打赢！这是一场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战，失败的一方必将亡国灭种！而为了打赢这一仗，我们就要将未来的10年，变成准备战争的10年，我们要用10年时间发展我们的重工业和军备工业，同时加强国防军的建设，紧跟世界军事技术的发展潮流，这就需要全国人民和我们一起艰苦奋斗，而一个强大的，对我国领土虎视眈眈的苏联，正式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建设强大国防力量的动力……”
正说着，曾琦又一次推门进来，给常瑞青送来了中国驻英国大使顾维钧的电报，这封电报是报告正在伦敦秘密举行的中苏谈判的进展。苏联方面提出了用十名在波斯战场上俘获的意大利战俘，交换一名中国人民革命党骨干或国际人员的提议，同时苏方代表还暗示。苏联不会再次支持中国人民革命党发动武装起义，也希望中国方面不要妄图通过支持苏联境内的宗教极端分子来破坏已经非常脆弱的中苏和平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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