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粮庄并不进行小规模交易。”
“有多大？”
说到这个，伙计的腰背挺得直了一些，竟是有些骄傲，“贵客可以在陕城码头看一看，每日出入其中的运粮船，一半是大昭朝廷的，一半就是我九州粮庄的。”
“九州粮庄。”扶苏又念了一遍，似乎这个此前没有听说过的粮庄，势力的确很大。
虽然近些日子以来因为安邑的粮食产业已经恢复正常，从关中往陕城的运量已经少了很多，但为了保障西魏地区粮价的平稳，每日里两边的交易规模也不会少于十万石。
当然，这样交易中的粮食其实很大程度上都不会流通到市场上，而是会存到西魏各大平准仓中作为稳定杆粮价的储备粮。
这就更显得九州粮庄的能力强大了。
说它能够掌控一地粮价或许有些高估，因为大昭有平准仓的存在，没有任何个人和团体能够动摇大昭粮价。
但在能够与朝廷粮食运输平分秋色的情况之下，掌控一地零售业还是很轻松的。
与大多数人想象的战国商业格局不同，其实早在战国时代，中原的商业就已经呈现非常繁荣的景象了。
此时的井田制崩塌，小农制还未产生，正是适合大规模商业流动的好时代。
大多数农户出产的粮食、丝织品，甚至手工业品都广泛地出现在了市场上，尤其是城市人口的繁荣，造成大多数城市的粮食实际上都并非是自产自销，而是从远处运输而来的。
甚至有可能你在陕城能够吃到从齐地运来的盐，从安邑运来的粮，穿上从蜀中运来的丝，用上从雍城送来的桌案。
当然，商业的繁荣虽然能够带来物产的极大丰富，但也同时让普通民众应对灾害的能力更弱，而且粮食把控在贪图利益的商人手中，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不过真正让统治者全力抑制商业的原因还是因为商业的广泛繁荣摧毁了在小农经济下，安稳的社会体系，因此并不被统治者所喜。
才有了重农抑商的政策。
扶苏其实也一直在抑商和重商之间左右摇摆。
一方面，为了能够获得始皇对于减轻刑罚的支持，释放数量巨大的刑徒，扶苏以“盐铁专营”之法为国聚敛了庞大得让少府说话都结巴的惊人财富。
当然，他自己和合作伙伴们，也从中获取了相比于国库肯定少了许多，但也是巨额的财富。
而另一方面，扶苏在抄袭桑弘羊的作业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在汉武帝后期，他的盐铁官营政策给民生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导致了其后的盐铁会议上，对于盐铁官营的批判。
当然，盐铁会议上，反对派所强调的经典原则——不与民争利在现在看来是一个无稽之谈。
即便国家开放盐铁私营，普通民众哪里会有资格参与门槛极高的盐铁交易，能够从中获利，无非只有富比王侯的各大世家而已。
不过抛开他们的私心不说，盐铁会议中所暴露出来，盐铁专营给国家民生造成的影响其实还是客观存在的。
而且商人这一流动性极强的社会阶级，的确不利于还处在落后生产力状况下的社会稳定。
因此扶苏没有照抄桑弘羊的全部作业，.kanshｕm而是将“盐铁官营”改为“盐铁专营”，开放了一部分权力给私营企业，国家只在其中扮演了源头的把控和整体流程的监管作用。
并且建立了一套成体系地，防止盐铁参与者资质不够，以及详细监管的方式（具体可以翻看前面章节）。
这样的层层限制，就是因为扶苏完全清楚能够这些为了利润甚至能够枉顾律法的商人的逐利本质。
你永远不能相信一个商人。
但与此同时，商人的活跃，带来的社会繁荣也是肉眼可见的。
有人说商人并不从事生产，而只是将货物从一处运往另一处从中赚取差价，似乎不符合劳动人民最朴素的价值观。
但实际上如果完全没有商人的存在，整个社会就会如同死水一潭，也会造成底层民众的广泛贫穷。
这也是即便是在抑商最严重的宋代——没想到吧——民间的商贾也是非常活跃的。
此外，重商还有一个最为显着的好处——它能够有效防止土地兼并。
当从事商业能够获得比在土地上更多的利益之后，投资者就显然就会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能够带来更多利益的事业中去。
资本是逐利的，古今亦然。
之所以要土地兼并，无非就是因为他们能够从土地中获取更多的利益罢了。
小伙计当然不会想得到，仅仅是从陕城的粮价上，眼前被他当做是孟拓的贵客竟然都想到了国家政策上去了。
见贵客不说话，伙计只得继续命人上糕点吃食。
贵客自己虽然不吃，但他身边那个看着娇娇小小的女伴却似乎有着与体型完全不相衬的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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