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晋商，后金才可能把劫掠来的财物、古董和金银购变成粮食，来养活被掳掠来的几万人口。辽东的米价终降到了一两四石，人口增加了数倍，粮价却压到了峰时的几分之一。晋商八大家崇祯十五年就窖藏了上千万的银两，还因为这些功绩得到了清朝御赐的皇商地位，造就了此后山西富甲天下二七十余年的传奇。
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入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统一全国过程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
康熙叶，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 w.nshｕ.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不仅如此，满清件，晋商为后金提供的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的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细条，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军情塘报。
商人做到如此程，国家都卖了，可算是到了一个极致，无耻到了极点。
当然，晋商集团卖国的活动可不是他们自己就能够做到的，为此，自然拉拢了不少官势力、武将集团、皇亲贵族团体。这些官员贵胄，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但是他们的行为其实与卖国没什么区别了，只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良心，早就没了。
对于晋商集团，处置非常的严厉。崇祯以前就知道有这么个卖国的晋商集团，不过当时他动不了就是了。现有了武昊的帮助，晋商集团自然成为了崇祯的刀下鬼。抄家灭族，这都是轻的。
对此，武昊没有过问，子体武大臣也没有从轻落的建议，实是因为晋商集团太不是东西了，所作所为天地难容。
又是反腐、又是清算、又是打破大明祖制的各项制，反对的声音自然很多。不过，曾经孤家寡人的崇祯，曾经面临亡国的崇祯，现有了武昊助力的崇祯，哪里会乎这些。大刀阔斧，宣传做到的情况下，那些还为了一己之私起来反对的所谓臣势力，只会被推平，扫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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