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垣看着这份电报傻眼了很久，“岗村君，这下麻烦大了！”
“这件事，必须报告给大本营。”
“有理。”
本来，英美之间在东南亚同样存在着竞争关系，双方的关系还不是很好。
慕尼黑会议后，德国并没有象张伯伦期待的那样把自己的力量限于大德意志范围内，也没有象张伯伦期望的那样把侵略方向对准乌克兰。
1939年11月，从各地来的情报表明，德国的进攻矛头不是指向东方，而是指向西方。
1939年3月的布拉格事件终于给张伯伦推行的绥靖政策打上了句号。面对德国在战略上和军事实力上占据有利地位后所显示出来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英国政府开始重新考虑其整个战略决策。
英国明确与法国的同盟关系，重建中东欧的反德同盟体系，并与苏联进行结盟谈判，其欧洲政策逐渐由妥协为主调的绥靖政策转向以威慑为主调的强硬政策。
外交战略的转变又带动了军事战略和军备政策的转变。
布拉格危机后，英国着手组建大规模的远征军，把履行欧洲义务作为陆军的主要战略任务；
空军又试图重新取得对德的轰炸机优势；英国的国民经济开始转入战时轨道，这一切意味着英国已切实地从准备战争的角度来对待欧洲的危机，英国大战略的这一转变极大地影响了它的远东政策。
这种影响典型的反映在海军战略的转变上，英国逐渐地把海军的战略任务集中于欧洲。
20年代，派一支大舰队到远东制服日本是海军的主要战略任务，30年代初，这一战略开始受到怀疑， .ｕkａnsh海军部的一些人认为，英国海军无力同时对付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德国。
但由于当时欧洲的威胁尚外于潜在状态，远东的威胁则较为直接，此种战略并未受到根本的动摇；
30年代中期，英国仍认为它有能力派一支大舰队到远东去对付日本。然而，慕尼黑会议后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由于欧洲实力对比的剧烈变化，欧战已迫在眉睫，英国需要考虑收缩它的防线，把力量集中于欧洲。
1938年11月，新任海军大臣斯坦尔普提出：“1937年5月向自治领作出的承诺应予修正”【本书首发】[][]。
1939年2月，外交部要求派舰队到远东作为外交的后盾，海军部予以回绝。
法国也向英国施加压力，它表示“如果（英国）舰队驶往远东，法国将撒手不管中欧和东欧的抵抗”。
1939年3月，参谋长委员会在一份备忘录中要求“英国派往远东的舰队的规模应视我们的资源和欧洲的形势而定”。(未完待续HC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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