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河内总领事馆成为刺汪行动的前线指挥所和联络点，馆内设立了电台，作为河内与香港之间联络专线。
行动组人员也在领事馆的掩护下顺利开展活动。戴笠拜访许念曾之后，又秘密会见了徐先生，交代给他的任务是利用多年与河内高层人员建立的关系，侦查掌握汪精卫在河内的行踪，及时向行动组提供。
当时越南法国殖民地当局表面上的态度是不给汪精卫一行活动的方便，实际上暗中对刺客之类严加警戒。因此，徐先生与河内警方建立的关系对协助行动组的活动极为重要。
戴笠在河内活动了两天时间，将各方面的关系疏通联络之后，一一交给陈恭澍。
离开河内之前，他又召集行动组全体人员，交代布置任务。戴笠对行动组的分工是：余乐醒负责“软性行动”，主要研究和实施用毒气、毒药、定时炸弹、爆破等特种技术对汪进行制裁；陈恭澍负责“硬性行动”，研究和实施对汪进行狙击。
陈恭澍任河内行动组组长。戴笠要求行动组全体人员必须按预定计划积极开始布置，精心准备，周密策划。关于武器，近期当陆续送到。至于具体制裁时间，必须听香港指挥中心的最后指令。
戴笠最后用警告的语气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不但要好好掌握，也应该做出成绩，否则我们自己也将死无葬身之地。”
戴笠一切安排完毕，已是到达河内的第三天凌晨，当即由方炳西用车把戴送到河内机场，悄悄地回到香港。
从河内归来，戴笠的第四步计划是解决武器问题。当时，法国殖民当局为防止恐怖暗杀和骚乱暴动活动，对治安抓得很紧，尤其对枪支弹药控制极严。
从外面带进去很不容易，用高价从“地下”购买，一时也买不到很多，更难以买到性能好、杀伤性大的优良枪支。枪支问题不解决，刺汪就无从下手。
但是，戴笠对这个问题早有预案。抗战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海口全部被日军封锁，只剩下1条滇越铁路经河内到达海防港口，成为重庆政府进口国际物资的生命线。
为此重庆政府派兵工署兵工研究专门委员陈修和通过法国驻华使馆武官与法**火商龙东的关系，与法国印度支那总督府达成利用滇越铁路运输军火的秘密协议。
为确保这条国际通道的运输效率，军委会专门成立了西南运输处，并分别在海防、香港设立分处。西南运输处的监察组长张炎元就是戴笠手下的大特务，张炎元同时在海防分处派有监察员，通过力争，又将香港分处监运科也掌握在自己手中，科长由香港区长王新衡担任。
为此，戴笠回到香港后，立即与张炎元取得联系，由王新衡以西运处香港分处监运科长的身份派人运送一批手枪到越南海防港口，交西运处海防分处的军统监察员，再由河内刺汪行动组派人秘密到海防领取，偷运进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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