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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战争不断扩大，中国的誓死抵抗，对骑虎难下的日本政府来说，是开始完全没有想到的，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物资缺乏，主要依赖输入，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
据日军战史记载，“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
“而对日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它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了这场战争。
日本发动了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早期解决”，为了维持侵华战争，“昭和十二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
到翌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
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以致其参谋总长和陆相自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
大致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编制、装备和部队战斗力，总的来看比会战前有所下降。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其政治和军事战略，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重要原因。
武汉会战中中国广大官兵总体上是英勇顽强的，曾大量杀伤日军，并给日军以重大打击。
但由于最高决策者及有些高级将领作战指导上欠妥，以致在消耗敌人的同时过多地消耗了自己，主要原因是战役上单纯地进行阵地防御，与日军拼消耗。
中国幅员广大，日军可以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而日军的惯用战法就是迂回包围，即使从阵地防御的角度来看，在作战指导上也有不足与失误：兵力分散，以连绵不断的一线式阵地进行防御战斗，而且逐次使用兵力，缺乏有力的战略预备兵团；
会战过程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处处追随在敌人行动之后，不少措施类似“挖肉补疮”；在指挥体系上，受人事关系影响过大，许多兵力调配不是以作战需要为依据，而是按派系及资历任官，职务与所属兵力不适应，造成“屋下架屋，床上叠床”的弊病；
命令、报告的转达，自军事委员会至基本战略单位的师，要经过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5个层次才能到达，难免贻误战机。
国际上，中国抗战以来，美国公众受“孤立主义”影响，并受日美贸易的牵制，一直采取观望态度。
直到广州和武汉失陷前夕，罗斯福总统才表示：中国如能阐明广州与武汉撤退的战略目的和今后抗战的意志，他将乐于批准对华借款。
不久，罗斯福看了蒋介石在10月30日发表的《为武汉撤退告全**民书》，在11月10发来电报：“对于中国人民的勇敢抗战及其苦难遭遇，深表敬佩与同情。”
12月12日，美国进出口银行董事会同意向中国提供“桐油借款”二千五百万美元。15日，罗斯福正式批准这笔贷款。这是中国抗战以来美国提供的第一笔贷款。
章非带着一千多精锐部队和收拢的三千多溃兵，带着这大量的物资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潜行之旅。
因为这一路上随时可能碰到日军，他们并不敢选择大路，而是尽量走小路，这一来时间上和约定的就推迟了很多。
而这个时候，已经和唐勇汇合的杨楚旅，总算解决了留在大别山这支部队的危机，部队总兵力一下增加到了7000多，不过在战力增加的同时，目标自然也就大了起来。
这个情况很快引起了畑俊六的注意，眼皮底下留下这样一支军队，怎么可以，而此时正为武汉扑空而恼火的岗村宁次，接到命令后马上调集大军，准备围歼这股部队。
日军的兵力调动被军统的潜伏人员发现，并报告给了戴笠，这时的戴笠和陈诚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后面那么明显，加上戴笠本身因为一件事自已麻烦一堆，此时正向蒋介石辞职，所以这份情报，很快就到了陈诚的手里。
陈诚本身就对新十六军有愧，听到这个消息大惊，他马上给唐勇等人下了一道命令，让他们往南昌方向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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