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总体环境最好的洪武时期，礼部的官员曾向朱元璋提议设置武学，开始进行武举考试。可是朱元璋主观简单的认为，这会造成“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的结果。
这名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天子表示“三代之上古之学者，文武兼备”，而“后世武学，专讲韬略不事经训，专习干戈，不闲俎豆拘于一艺。”所以明朝的开国皇帝，坚持反对自己国家武学的设置。（注一）
朱元璋对武学没有好感，也许和宋代武学的前车之鉴有关，因为前代宋朝的武学并没有搞出什么好成果来。
而且当时明朝国内也需要大兴教化，稳定各地的社会秩序，结果明代的武学没能在最好的时间段里诞生。所以朱元璋就这样放弃尝试，实在是让人觉得有些太过可惜。
那么在洪武时期，明朝是如何培养军事人才呢？
在明朝立国之初，凭借着一大堆经过战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挑选，自然就会有一批本领过硬，军事素质不凡的军官集团。
虽然他们之中的人，大部分可能是文盲。缺乏文化修养的这些军官，也不一定能写出什么好的军事教材。但是他们在教导自己子侄时，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传授自己的战争经验，也能替明朝卫所培养出一些具备一定军事素养的人才。
再加上洪武时期通过严格的比试制度进行抽选，继承武官的新一代卫所子弟也得到了有效的监督。他们为了顺利继承珍贵的世袭武职，只能认真锻炼他们的军事技能。
同时朱元璋还运用严酷的法律约束武官集团，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军人子弟的骄惰风气。当时明朝卫所的内部环境是“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了手，蹴圆的卸了脚”。（注二）
所以明初的卫所军还是具有一定素质，可以应付当时周围的各种军事挑战。但在明初那一批老兵都去世以后，这种培养人才的机制自然就没有以前那么有用。再加上世袭武官在后来的日子里日益不值钱，原来比较尚武的环境也逐渐崩溃。
而正统初年设置的两京武学，虽然没有像各地的卫学一样，成为完全教授儒学的场所。可是两京武学却也是以传授儒学经典为主，军事技能的教育反而沦为了更次要的存在。
两京卫所使用的教材是《孝经》、《忠经》、《小学》、《论语》、《孟子》和《大学》，以及《武经七书》、《百将传》、《大诰》等书籍。其他的教学内容就是要求武学生每天写一百个字，每五日一次由教官领到城外练习弓马。
这样的武学培养出来的军事人才能有多少人可堪一用，是十分值得怀疑的。而更可笑的是，这种武学培养出来的预备军官，对自身的短板缺乏足够认识。其中有很多人认为自己与众不同，看不起边军那些从最底层打拼起来的大老粗。
先不说他们学习的《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能对实际的战争有什么用处。即使是《武经七书》这种明显偏军事哲学的东西，他们也多半当成死记硬背的考试用具，而不去理解这些先贤遗产留下的核心意思。
如果仔细对这些预备军官进行考察，他们之中不少人甚至连断句都可能出错。这些人在武学里的学到的东西，能指望的或许只有他们不是文盲了。
这种东西在张孟诚后世人的眼光下，自然是没有丝毫可取之处。他认为明末的大批流贼中，较为常见的一些孩儿兵，虽然在文化素质比不过朝廷的武学生。但是要说起冲锋陷阵的本事，绝对会比这些眼高手低的武学生高出不少。
当然张孟诚的评价也可能太过苛刻，他对于明代军事教育机构的要求过高。毕竟要达到后世军校那种程度，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即使是后世的军校，也是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点一滴不断地积累起来的。而且也不是明朝所有的军事教育机构都是如此，还是有一些算得上比较专业的武学设置了起来。
比如在隆庆年间，由戚继光等人强烈要求朝廷设置的遵化、永平、密云三镇武学。这些有些类似于近现代军校的武学，教学内容很有针对性。而且有戚继光等不少具有过硬军事技能的人才在，这些武学的师资力量也有一定的保证。
戚继光主张武学分为四个专业，一是侧重于军事理论和谋略的韬略，教学内容自然是《武经总要》和孙吴兵法等传统兵学经典教材。
二是武艺，也就是各种武器的使用和训练方法，刀枪、弓弩、火器都有。三则是胆力，多是一些扛鼎、举重和臂力的训练。
第四个就是杂技，是一些具体的战法和辅助性的知识，如天文气象、火攻水战等一切可裨军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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