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智辉把文件放在桌子上。他用一只沮丧的手捂着秃顶的头，沉重地呼出了气。他倒在椅子上，沮丧的目光转向白板。在七张照片中，有七张是用粗体红色字写着“已找到死者”。
忽然他从黑板上一跃而出。
超过百分之八十五的正确率通常会使那些负责寻找长期失踪人员的人感到兴奋。但是这些受害者的一些事让他很困扰。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他多年的警察生涯告诉他，在黄欣怡名单上披露的地点发现尸体，不足以确保在审判中定罪。他需要更多证据。他需要证据把黄欣怡和每个受害者联系起来。问题是，时间的流逝有效地消除了这种可能性。不在场证明要么被遗忘，要么不再可核实。DNA证据早就被销毁了。他的搜查没有找到凶器，没有目击者。他找不到黄欣怡杀人的动机。
林智辉在搜查令下没收了黄欣怡的手机，他安排警方的IT技术人员对黄欣怡的手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他们用了最先进的检查设备来定位葛永军失踪前的最后位置。
这些检查都没有查出来黄欣怡的电话放在七具尸体所在的任何地点或附近。
这为林智辉提供了两种可能的情况。首先，也是他怀疑最有可能的是，黄欣怡根本没有参与任何谋杀案。第二个考虑了她参与的可能性，但她有足够的诡计和远见，在每次谋杀发生时都不带手机。
每个受害者的尸检结果都是一致的。死因要么是心脏裂开导致的失血，要么是多处刺伤造成的心脏器官损伤。没有一个受害者有自卫伤。
从黄欣怡家里搜出的衣服和刀上的血迹化验结果是空的。
受害者的年龄、身高、体重、性别和居住郊区没有一致性。与受害者的职业、兴趣、爱好、购物地点、就餐餐馆、社交酒吧没有联系。
一切都指向随机选择受害者；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随机杀人。明显缺乏计划，更适合于满足无法控制的杀人冲动的精神病患者，而不是针对特定受害者类型的连环杀手。
与此同时，黄欣怡是他见过的最和蔼可亲的人之一，黄欣怡在监狱里坐了两个多月，没有发生任何异样，林智辉试图收集证据，为审判准备案情摘要。在逮捕黄欣怡之前，他对自己的罪犯没有信心。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他现在更没有信心了。
同样的疑问，同样引起共鸣的问题不断在他的脑海里回荡——如果黄欣怡真的是通灵者呢？这个想法使他不寒而栗。
与死者交流违背了他的信仰，也违背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现有科学证据。但是科学证据是证据，还是仅仅是科学理论的证据？
最后他的问题是，他无法证明黄欣怡没有能力与死者沟通，而她也无法证明自己有能力。这是一个僵局。
法院要求履行举证责任，排除一切不合理怀疑，才能获得定罪。现在，他的证据很难在法律讲究事实的层面上证明他的观点。
林智辉就这个案子和上级领导争论了很多次，有些争论相当激烈。就赵局而言，他不想听。
黄欣怡是罪魁祸首，林智辉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找到证据以确保定罪，这就是确定证据以确保定罪的关键所在。
林智辉沮丧的目光移回到了白板上戴梦山的照片上。自从戴梦山的山地车在沿海城镇南澳广场和月亮湾广场之间的一条灌木丛小路旁被发现后，他就从大鹏湾警方那里得到了它。不出所料，它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他在自行车所在的附近进行了详细的搜索，没有找到戴梦山的尸体。最后决定搜索范围太大，名单上记录的信息太模糊，无法缩小大致位置。
他把黄欣怡的名单从他的档案里拿了出来，无数次重读黄欣怡写的关于戴梦山的被藏尸的位置。就像以前一样，在那之前，名单上什么也没有给他带来最新的突破。他把单子放在桌子上，用一只沮丧的手捂着嘴。
找到戴梦山对他的案子很重要，其他七具尸体有任何迹象的话，即便找到他并不能提供黄欣怡就是凶手的任何证据。在这个时候，林智辉会接受现实，那就是黄欣怡在某种程度上和7名死者都有关系。
林智辉把自己从桌子上推开“我要去喝杯咖啡，”他站着伸懒腰打了个哈欠“；有人想喝杯咖啡吗？”他问。
“没有。”在场的人低声说。
“难道我就这么不受欢迎吗？”他咕哝着走向出口。
林智辉拖着脚走进警察局的饮水房，向他前面的人问好。他从头顶的碗橱里拿出一个大杯子，倒进两大勺速溶咖啡里。他一边使劲搅拌牛奶和两颗糖，一边瞥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电视机。
屏幕底部滚动的新闻标题吸引了他的注意，就在它从屏幕左侧消失之前。
他皱着眉头，一具尸体被发现是怎么回事？
他向坐在厨房里的每个人问道，广播里一具尸体被发现是怎么回事呢？他得到的回答是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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