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岑春蓂的鼓励，于是乎这些外国商人携带巨金来湘抢购，并勾引大批外地j商深入产地，坐收分购，轮船装运。络绎于途，明运可查的每月二三千石，而至派司转口，不领运单，偷运出境者，为数尤巨。
湖南谷米的大量出境，引起了一些有志之士的关切和忧虑，要求湖南巡抚岑春蓂禁运谷米出省。
不过一方面由于畏外人甚，另一方面也关乎自己的利益，岑春蓂先是不允所请。后虽迫于事态的严重性，电请中央批准解除与日、英、美所订购粮照约，通知各洋行禁运谷米。
禁运告示发布后，各国驻华使领却依恃1902年中英商约的规定，宣称在禁令公布二十一天之后才能施行，在此期间，外商运米出境的行为变本加厉，华洋商贩，争相购运，趁此两旬之内。盈千累万，连樯下驶，岳州关每日收米厘三万余串，兼旬以来。出口之米，已数百万石，全然不顾湘省粮荒的极端严重性，岑春蓂这种满清**官员唯利是图的贪婪本性再次暴露无遗！
谷米的大量出境，长沙乃至湖南境内的商绅地主也开始参与了粮食的囤积活动，命令自己控制下的粮店颗粒粮食不售。坐等粮食价格暴涨，这使得遭受严重灾荒的湖南粮荒更加雪上加霜。
由于徐卫的影响，此时长沙乃至湖南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其湘江河段码头运输货物昼夜不停，码头上的龙门吊更是被竖的林立，甚至有人讲长沙成为小上海。
不过，长沙的发展不过是徐卫回国这段时间的事情，其底蕴与已经开埠几十年的上海自然是无法相提并概论的，虽然因为徐卫的影响，在长沙确实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但这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百姓依然是仅够衣食。
对于徐卫在长沙设立的工厂，长沙本地的百姓有了一个进去又出来的过程，在早先的时候长沙城内的百姓羡慕徐卫开出的优厚待遇争先恐后的进入徐卫设立的工厂，但是随着长沙来往商人流量的增加，他们发现自己在长沙城做点小买**在工厂内朝六晚六的辛苦工作要挣得多，于是他们又纷纷从徐卫的工厂内辞职，然后利用自己在长沙城内的房屋做起了生意。
随着湖南湖北两省的灾荒愈演愈烈，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甚至发动了旨在反清的萍浏醴起义，由此可见这场灾荒的严重程度。
所谓的灾荒大多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湖南的这场灾荒如果政府反应及时决计是能够平安度过的，但是岑春蓂的贪婪无度却加剧了这种灾荒的破坏程度，随着长沙周围受灾百姓的大量涌入，长沙城内出售的粮食愈来愈少，而价格也愈来愈高。
当时虽然还没有炒粮食之说，是长沙的的士绅确实都在做着这样的一件事，他们一方面充作百姓的救世主，给湖南巡抚岑春蓂施加压力让他开仓放粮，另一方面却自己却在家里大肆囤积粮食，其行为与贪婪无度的岑春蓂委实是一丘之貉。
开仓放量自然是岑春蓂所不愿意的，其一是政府所管辖的义仓内用来抵御灾年的粮食全部都被他贪墨后运往省外，另一方面他也明白长沙士绅的嘴脸，这些人明着是为百姓请愿，让自己放粮，其实政府所售的粮食决计不会有一粒进入百姓的口腹，反而会让这些士绅囤积更多的粮食。
两方的对立自然苦了长沙的百姓，随着粮荒的日益加深，那些做小生意的城内百姓所赚取的利润越来越不足以日常的消费，最重要的是随着粮食价格的高涨，他们的利润也在不断的被降低，甚至有的行业已经达到了不赚钱的地步，开始逐步走向破产的边缘。
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加深，长沙城内的治安状况也越来越坏，外地来的商人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抢走财物，外来商旅稍有反抗动辄就会被饱以老拳，这让来长沙经商的人心中多了忌惮，于是来往之间也不再在长沙城内停留，从码头上岸后便直奔徐卫所开设的工厂，如果时间来不及他们宁愿住在工厂早期建设的那种大宿舍内。
进入长沙城停留的商人越来越少，长沙城内做生意的百姓所挣得利润自然也越来越少，如此一来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破产的边缘，与之相伴随的是长沙城内的治安更加混乱，如此恶性循环下去最终被害苦的自然是长沙城内普通的百姓。Uw．kanｓh．oｍ
长沙城内的百姓其实也不是没有积蓄，随着长沙城内越来越繁华，自然吸引了更多来往的商人在长沙城内驻足，那些做生意的百姓也很是赚了一笔，不过这些钱相对于粮食的暴涨来说就显得不太够用，平时不过一元五角到两元一石的粮食此时已经暴涨到六元，甚至七元，这让身价不过几十元到一百多元的长沙百姓打呼受不了。
徐卫在此之前确实从外地购买了不少的粮食秘密运到长沙城外的仓库内囤积，但这些粮食虽然能够支撑全长沙百姓以及难民吃个一年半载，但绝对不够长沙士绅们的囤积。
可以说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徐卫为了工厂的便利，一直在和长沙城内的士绅保持着合作关系，这让长沙城内的士绅借助徐卫的挣钱手段大赚了一笔，也让他们有了更大的能力囤积更多的粮食。
其实，就算徐卫囤积的粮食能够抵御的住士绅们的恶意抢购，他也决计不会再矛盾爆发之前出面放粮的，相对于长沙百信的的苦难来说，他更看重这次的粮食危机引起的民乱所给清政府的威信带来的打击。(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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