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澳港可以说是华人第一个民主政权，自新澳港与日本大战以来就受到了日本乃至整个南洋华人的所关注的对象。
起初。这些革命志士并不相信仅有一地的新澳港能够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即使新澳港已经将日本海军远征舰队全歼，但徐卫随后的举动让他们越来越看不懂了，不仅敢违背世界第一列强英国的命令向日本开战，还真的将这种宣战付诸于实际行动。
至此之后，新澳港带给他们的震惊越来越多，先是一把火将横须贺和东京烧个大半，然后用一天的时间将朝鲜日军数万人的主力部队全歼，然后以雷霆万钧之势入驻朝鲜，于是这些革命者不再淡定了。他们看到了除孙文之外，另一个能够拯救中国的领袖人物。
于是，一夜之间这个松散的组织崩然倒塌。无数坚定的革命着在没有经过同盟会领导同意的情况下离开了自己的岗位，然后用一张船票来到了新澳港这块充满梦想的地方。
这些革命党的举动不仅让在日本主持会务的孙文不知所措，也让新澳港的市长史文珍不知如何应对，无奈之下只好将这个状况用电报汇报给了徐卫。
与史文珍的张皇失措不同，在朝鲜的徐卫听到这个消息却是大喜过望，因为他知道这些人并不同于用大笔的金钱在同盟会担任顾问的投机者，这些人毁家纾难参与革命绝大多数是真的为国为民，在后世历史记载中，这里面很多人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以为国家已经走向共和就功成身退。所以徐卫称他们为最纯粹的革命家。
这些革命党既然愿意不远万里从日本来到新澳港，肯定是从内心对新澳港有所期待。而此时的新澳港又因为邻居新华港的建设而被抽调了大量的人手，亟需要新的公务人员的补充。这一点是人才匮乏的新澳港所不能满足的，于是徐卫大手一挥，在新澳港颁布了一项公务员的考试制度，招收范围面向所有中学学历以上的人员。
与孙文的众叛亲离的境况相似，康有为*而又*的生活也引起了他弟子的不满，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梁启超。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
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息影林泉，自娱晚景，说白了其实也就是让康有为退休。
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
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在前世，梁启超在军事上最大的支持者为蔡锷，两人的结识还要1897年10月，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等人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说起。
甲午一战将清政府最后的一块遮羞布撤了下来，也宣告着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创办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于是为了救国图存，各地掀起了效仿日本的维新变法热潮，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掌握中国最终权利的慈禧是支持变法的，这也是各地官员支持变法的根本原因。
湖南的时务学堂是为培养维新人才而设立的湖南时务学堂， w.ｕuksho这种适应时代潮流的学堂以崭新的面貌吸引着广大的富于进取、追求改革的学子。
当时，年仅16岁的蔡锷，由湖南督学徐仁铸推荐，于1898年初报考新建的湖南时务学堂，并且在2000人中竟然以第三名的优秀成绩被录取，成为时务学堂中年龄最小的一人，而梁启超则因为公车上书时卓越的表现被聘为时务学堂总教习。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年仅24岁，风华正茂，他讲课气势恢宏，大胆泼辣，公开宣传：“二十四朝，其是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焉。”
这种攻击，带有强烈的民主思想与要求革新的气息，然而这种思想并不蔡锷这种从小经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学生所能接受的，随后蔡锷直言不讳的反对梁启超的观点，于是两人在课堂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尖锐。
这种切磋乃是一种追求，不仅不影响两人关系，反而更加深了师生的情谊，不论双方具体论述的是非如何，这样平等的讨论，给师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锷就是从这时起，与梁启超结下了终生不解的师生之缘。(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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