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让自己省力一些，刘元昭决定向土谢图汗示弱，他派出使者前去乌兰巴托，面见土谢图汗。
黄文林是带着一封书信面见的土谢图汗衮布，衮布听说刘元昭遣使来了，他很好奇刘元昭派使者来作甚，于是面见了黄文林。
黄文林拜道：“尊敬的土谢图大汗，吾皇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错误，他愿意在额哲成年之后就会把蒙古大汗的汗位还给额哲。”
衮布看着黄文林，笑道：“可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回去告诉刘元昭，让他最好现在就退出察哈尔部的草原，不然，本汗就将率领大军攻下归化城。”
黄文林当即回道：“大汗的话语，下臣一定带到，下臣也以为吾皇不应该待在归化城，不过额哲如今年幼，需要人教导，下臣觉得大汗正是合适人选。”
衮布大笑道：“哈哈哈，你这人脑子还不错，哼！黄金家族的事情当然由黄金家族内部人解决，赶紧滚吧，告诉刘元昭，让他早点撤走。”
黄文林连忙躬身，拜别衮布，返回归化城。
数日过去，刘元昭准备好了一个战车营，一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营，以及五千蒙古骑兵。
刘元昭把蒙古分为两类，一类为普通牧民，他们只需要放牧，交上一些税收即可。所以分给他们的牧场很大。
第二类即是骑兵军户，这些牧民只需要培养战马，训练骑术，骑兵火器等，每个月都有国家发放的俸禄，俸禄免税，如果军户中有人经商，不属于免税范围。
普通牧民按照十户为一队，十队为一乡，十乡为一镇划分牧场，牧场为轮休制度，不可过度放牧。
队长，乡长和镇长都是一层一层推举出来的，同时中央下放三司组织，监督运营。
一旦牧民养殖的牛羊马不够牧民吃用，将由监察组织确定后向中央申请粮食补助。
但是故意偷懒的牧民会受到惩罚。
每一队都有一个教书先生，这些教书先生只是启蒙教师，教授汉语拼音，推广基础的汉文化。
到了乡一级，就有童生教授一些基础的学时，一般是以论语基础法律为主，还有思想品德教育。
先学做人，后学做事。
这个时候没有现代那般科技发达，很多时候全靠百姓自觉，因此，刘元昭鼓励教育，特别是思想教育。
到了镇一级，那学的东西就多了，科学，人文，军事，政治等。
优秀人才就可以到云中城进修，学习更高的文化。
人员安排根本不是问题，刘元昭自天启七年起事，崇祯元年就开始基础教育，他手中有不少可以进行汉语拼音教育的人手。
短缺教育人口是那些论语之类的，他手中还有工匠，农民以及不少伤残士卒，这些都可以去教授知识。
很多事情都是一步一步来，刘元昭现在能给别人教授的都是现实急需要用的，至于更先进的东西，他只能交给后代去改变了。
一代人做一代事，他可以进行铺垫，但不能大跨步的把后面的事情也给做完了。
为了能让自己的后代接受新思想，又能继承传统文化不忘根本，刘元昭下令锦衣卫寻找顾炎武。
顾炎武（1613年7月15日—1682年2月15日），南直隶昆山（今江苏昆山）人，本名绛，乳名藩汉，别名继坤、圭年，字忠清、宁人，亦自署蒋山佣。
南都败后，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改名炎武。
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顾炎武一生辗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
顾炎武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
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诗多伤时感事之作。
就是他提出了：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不仅如此，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他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
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但他这种怀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却具有反对封建**i的早期民zh启蒙思想的色彩。
顾炎武的思想接近君主立宪制，当然君主依旧有着实权，但是有了限制，很多事情要与他人商议，不再是一人专治。
刘元昭明白后世变化，虽然他现在是帝制，但日后肯定要变革，不变就会被消灭。当然，现在他不能说，要慢慢做。
所以刘元昭他决定先在南方掀起儒家新文化运动，主打对象就是孟子荀子中的重民轻君思想，推翻特权阶级。
同时，兴起法家思想，提倡法制，保证个人财产安全，法律的公平公正公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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