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威尼斯当地人来说，狂欢节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节日，而是七月第三个周末的救世主节和九月第一个周日的贡多拉节。
1630年的瘟疫过后，人们建了安康圣母教堂，1576年，黑死病肆虐威尼斯，夺去了5万条性命。总督代表人民向神请求结束瘟疫，并承诺之后将兴建一座大教堂，它就是现在朱代卡岛上的救主堂。
那个时候的威尼斯还有余力，只花了十八年就在朱卡代岛建成了和安康圣母教堂差不多规模的教堂，安康圣母教堂则花了五十多年，一直到设计师巴尔达萨雷·隆格纳老死后才完成。
从三十三岁开始一直到八十多岁，一个男人将一生中最黄金的时间都用来陪伴着安康圣母教堂。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固然年轻，体力好精力充沛，但是做事毛毛躁躁，容易莽撞冲动。
三十多岁的时候各方面都趋于成熟，是心理和生理最佳时期，巴尔达萨雷·隆格纳不在这个时间把精力陪活着的女人，陪着一栋冷冰冰的建筑不觉得可惜么？
这就是为什么安康圣母教堂是欧洲最上镜教堂的原因，它浓缩了一个男人一生的心血，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觉得它雍容华贵。
在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眼中，安康圣母教堂就像一个站在沙龙门边的贵妇，她的穹顶和涡卷装饰、扇形边的扶壁和雕像一起组成了一顶华丽的王冠，她那一层层列至地面的宽阔的台阶就像长袍的拖裾。
但是波莫娜觉得这种比喻一点都不准确，威尼斯共和国曾经被誉为是亚得里亚海的女王，谁见着哪个沙龙的贵妇人带着皇冠站在沙龙门口。
今天的早餐他们是在女王参加加冕仪式所穿的斗篷上进行的。
来一次威尼斯不野餐是没有灵魂的，警察是不允许野餐，但游客要发动自己的创造力“野餐”，在合法和非法之间疯狂试探，“我就喜欢你那幅明明气得要命却不能逮捕我的样子”。
救主教堂建好的那一天，总督从浮木码头穿过临时浮桥走到救主堂朝圣。这项四百多年的传统延续至今，每逢救世主节，朱代卡岛上的居民自发搭起一年一度的临时浮桥，名字就取为“救世主桥”，救世主曾经表演过神迹，在水面上行走，人类没有那个力量，却可以用这种方式重现。
星期六上午10点，救世主节的宗教活动以“圣堂参事会和九个教区神职人员神圣弥撒”开始，下午继续，这一天的宗教活动有两个重要时刻，分别是晚上7点30分的“救世主桥”正式开放和凌晨12点分的烟火汇演之后，晚上的浮桥两旁，威尼斯大运河的水道边满是开着自家小船来此的人，每只船首尾相连，依岸而停，船上盛满美酒和食物。整个威尼斯都在水面上灯火通明、装饰着树枝和彩色气球的船只在圣马可水域和朱代卡运河聚集，数千条贡多拉船汇集在一起，每条船上都挂着十只、二十只，甚至是三十只彩灯。乐声四起，穿着清凉装束的男男女女在船上精心准备了桌子，摆满传统威尼斯菜肴作为晚餐。大家吃饭、喝酒、跳舞、讲笑话，还有身着统一服装的人领舞，欢唱不停。
疫情恐慌虽然让威尼斯陷入停摆，但却让整座城市的生活步调也慢了下来。用威尼斯人的话来说：“难得能喘口气，不享受一下岂不可惜？”
威尼斯的这种生活节奏是经历了大灾大难之后领悟到的，“及时行乐”不一定是把明天、后天的钱的钱今天花掉，也可以是把平时攒的，连同负面情绪一下子挥霍出去，如同小别胜新婚的夫妇，一夜不眠。
中国北方有守夜的习俗，威尼斯救世主节也有，12点半烟花散尽后浮桥会供平民使用，年纪大了精力没那么好的人回家睡觉，年轻的或者精力旺盛的离开朱代卡岛，划着船驶向利多岛继续通宵派对，在那里等看日出。
夏天的夜晚也有凉意，男士们茶养精蓄锐艄公服，黑白相间传统服装，头戴红色帽箍的草帽。女士则穿着宽松的黑色衬衣加上饰以红色缎带的白色围裙，衬衣外再穿上长袖的黑色或蓝色天鹅绒外套头上戴着一朵大花，想下海游泳也没人阻止。
贡多拉是专门宰游客的，当地人划一种名为“Trghetti”的船，它几乎和贡多拉一模一样，只是没有那么多装饰，租一天40欧，比贡多拉划算，但是前提是游客要自己会划船，并且熟知威尼斯的潮水以及错综复杂的水道。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权力，知识就是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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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加入兄弟会的都不是四肢发达无脑的宗教狂热分子，对神圣知识的崇拜是共济会意识形态的基础。
接受不了女神崇拜那也是不行的，做一个“义人”不应该欺负弱小；同样“弱小者”将“强者不能欺负弱者”当成信条，秉持着弱者无罪论，可以胡作非为也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女性，享受被崇拜的滋味无可厚非，却不能无脑任性，否则就会被推下神坛。
男人畏惧女人是害怕她瞧不起他，女人畏惧男人是害怕他杀了她，不想死就做一个聪明的女孩。
在追求个人享乐和尊重的人中，奢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久将由社会引来的灾难发展到极点。
奢侈的生活真的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吗？尤其当平民连吃饭和维持基本生活都没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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