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末期，中枢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力不从心，上面的政策到了下面能否得到执行完全看是否合乎地方势力们的利益。很显然，这次朝廷对金州军的封锁政策损害了地方势力的利益，根本就执行不下去。
明面上人口、物资不再大规模向金州军流动，但是私底下往来金州军的船只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只因为其中的利益实在太大了，大家根本就割舍不了。
特别是与辽南隔海相望的山东、辽西受到了金州军的巨大影响，根本就不能断绝与金州军的联系，完全成了金州军的后勤供应基地。
洪承畴在金州军的帮助下在辽西建了一个巨大的水泥厂，这个水泥厂生产出来的水泥不但满足了辽西明军的需求，还大量卖到了京师附近。
当然，因为金州军在水泥厂里也占了股份，金州军也拿到了大量的成品水泥，用来满足辽南日益增长的建设需要。
随着大量水泥的投入，辽西的各个重要城池都被修葺了一番，防御能力成倍增强。只要物资供应得上，洪承畴有信心打退清军的任何一次进攻。
水泥的工艺并不复杂，满清其实已经掌握了水泥生产的大致工艺，只是相比起金州军和明军对工程建设的大量投入，满清对这方面的兴趣就要弱得多。
满清的军队以骑兵为主，死守城池原本就是下下之策。真要到了敌军兵临盛京城下，满清是不会愚蠢到让骑兵上城墙的，还不如撤退保存实力以图再起。
所以满清的战略重点是如何御敌与国门之外，消耗有限的国力修建城墙并不是他们的选择。
京师这边则完全是另外一幅光景，随着水泥的大量流入，各地掀起了建设的风潮。
因为对清军入侵的阴影实在太深了，京师的各个城池对防御的需求直线上升，修建城墙就是最好的保护。而水泥在建城墙上的神奇作用现在已经众所周知，那些地方官府为了修建水泥城墙甚至到了砸锅卖铁的地步。
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政绩工程，而是实实在在的迫切需求，是关系到小命能不能保住的问题。不但官员们格外上心，就是那些地方大族们也是难得的慷慨解囊，实在是当初清军破城的惨状将他们吓着了。
产能只有这么大，但是需求却日益增长，水泥完全是供不应求，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见水泥如此畅销，朝廷肯定是坐不住的，西山水泥厂在辽西水泥厂建成后不久也开始建设了，用的技术都是金州军教给洪承畴的。
西山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来生产水泥，完全可以辐射京畿市场。特别是北京城，不光朝廷要用水泥，那些达官贵人们哪个不想用水泥修修自家的房子和花园。这样巨大的市场，再多的水泥也吃得下。
比起金州军的水泥厂朝廷的水泥厂技术和工艺肯定要差一些，但是架不住朝廷人多啊，效率不行可以堆人嘛，产量一样可以拉起来。
至于污染和工人健康问题，那是什么东西？在朝廷眼里根本就不是事。
水泥让洪承畴很是赚了不少钱，如果说现在离了金州军辽西的水泥厂还能正常生产的话，那辽西明军现在在牲畜与皮货出口，武器进口方面已经与金州军深深捆绑在了一起。离开了金州军辽西明军将重新过回苦日子，这是他们绝对不愿意的。
所以哪怕朝廷已经有了与金州军划清界限的意思，但是辽西明军完全无视了。现在金州军是辽西明军的最大金主，朝廷的话也好使。
山东的情况和辽西明军差不多，而且受到的影响更深。
因为近水楼台的原因，金州军对山东，特别是登州和莱州的影响是非常深的。有非常多的山东商人去辽南经商甚至是定居，举家搬迁到辽南的也不在少数。
特别是当初被迫逃到山东的辽东人，回流辽南的非常多。
这些辽东人其实在山东过得并不好，很受当地人排挤，如果不是实在没地方去，他们也不愿意滞留山东。
现在既然可以光明正大的回到辽东，而且金州军对他们非常的欢迎，给他们一种家的温暖，这些辽东人又有什么理由不回去呢？
特别是金州军在南关战役的胜利，大大加强了人们对金州军的信心，山东那边自发前往辽南的百姓就更多了。
金州军的水师日夜航行在登州至旅顺的航线上，为那些移民船和商船护航，没有任何人敢进行阻拦。
比海上实力，登莱水师在金州军面前完全不够看，非但没有参与封锁，反而积极的参与到和金州军的贸易中来。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对金州军的封锁完全就是一个笑话。
金州军繁荣的经济还带动了一水相隔的登州和山东，U不但为金州军输出了大量的原材料，还大做转手贸易，赚了不少的钱。
金州军甚至在登州与当地官府和世家大族合伙建了水泥工厂，规模庞大，不但供金州军自己使用，还大量外售，是合作共赢的最佳典范。
有这么多的利益纠葛，朝廷想要山东与金州军断绝往来不是开玩笑吗？
朝廷原本想趁着局势好转好好修整一下，恢复一些元气。可惜朝廷的好日子没过太久，已经招降的张献忠在谷城又反了。而且在投降朝廷的这段时间里，张献忠蓄精养锐，再次反出时实力反而更加强大了。
而且张献忠的再反在农民军中引起了连锁反应，罗汝才、马守应部也起兵而响应，并到谷城与张献忠会合。隐伏在商雒山中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经湖北郧、均地区进入河南。农民起义的烽火，又一次在中原大地上燃烧起来。
此时朝廷依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初招降张献忠的熊文灿派左良玉、罗岱前往剿灭张献忠，被张献忠击败，熊文灿也因此被盛怒的崇祯皇帝逮捕并处死。
而作战失败的左良玉虽然连降三级，但是依然可以戴罪立功，可见朝廷对于统兵大将的约束力已经越来越弱了。
这次张献忠、李自成等人明显汲取了以前的教训，不再与官军正面硬抗，而是四处游走，并且在宣传上也下了一番功夫，开始拉拢百姓，不再一味的少杀抢掠，很是赢得了一些民心。
鉴于中原的农民军愈演愈烈，朝廷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对付农民起义军上面，其他地方已经无暇他顾了，自然放松了对金州军的制约。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