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作坊，不愁供养，郑朗兴趣终是淡了。
可以说最能理解赵曙心情的只有郑朗一个人。
但事情一步步在发生，以他对赵祯的感情，心中还有很大的怒火。
未直接出手，但比直接出手还厉害。那就是修书。
放在后世，有人认为修儒学不重要，错矣，明朝就是用理学治国的，之所以有理学，说起来很悲催，朱元璋是雄才大略，对儒学肯定不是那么精通，然后攀亲戚，将朱熹的理学当成国学。影响有多重，后来批儒批孔，其实也没有弄清楚，他们批的是真正孔子儒学？
想要自己这个比较进步的儒学能普及，有两个前提，第一个自己活着的时候就要普及，第二个改革成功，忌恨的人不多，那么水涨船高，新儒学便会得到大家认可。后面很重要的，若不成功，下场会象王安石新学一样，居然排在宋元学案倒数第三位。两面派苏东坡更惨，倒数第二位。倒数第一位乃是李纯甫，不管名气如何，只要说出他的国家就知道了，金国人！
在明朝时，就是这么看的，苏王二人仅比金国的李纯甫略高那么一点，其他的皆不及。
而前面的有许多人，都很少在史书上能查到，更不要说度娘了。但必须先普及，后再用政治成果巩固。普及乃是前提。
因此安心修书。
孟荀说将仁义礼学好，就通达儒学了。略有些夸张。
除了仁义礼之外，儒学还牵涉到了其他，例如礼记将中庸放在礼记里面，若按照郑朗的中庸去解释，放得就有些粗暴。中也不是指中庸，更接近于郑朗所说的三分与中庸的结合体。
但仁义礼肯定是儒家的核心。
有一个比喻，仁义是乾坤，世间不会真正存在绝对的乾或坤，有阴有阳，相互存在的，于是产生其余六十二卦，如何使这六十卦与三百多爻变得对自己有利对家庭有利对国家有利，这便是礼，中。仁义是根本所在，礼与中庸、三分才是真实的存在。
还有，圣智，忠恕。孝慈，等等，至于恩威等又可以将它放在忠恕里说，郑朗将礼直接订为制度，并且不仅是国家的制度，是整个宇宙万物的制度，从个人到家庭到国家，到天下的制度。因此。圣智孝慈，必须全部放进礼里来说。
先行写的文章乃是礼的大纲。
接下来就要写圣智孝慈等等，按照原先的想法，准备先行阐述圣智，肯定也不是人们所想的那种圣与智，忠与恕。这是从高处往下疏理。然而让郑朗改了一改。先说孝慈。
假假地掩饰，夫子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从个人做起，个人都做不好了，何谈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再到家庭，饿得都快要死了，还有没有心思想着帮助国家？小我是内因，大我是外恩。自私自利是内因，利他是外因。内因壮大，才能谈外因。但内因过于壮大，反又伤害到外因。郑朗说的法度的度，又说三分，夫子再三说的中，就是指这个度。因此齐家是不错的，但要正当手段去齐家，不能伤害到他人与国家。这才是夫子希望的齐家之道。
一转，就转到家上。
家的构成就是孝慈友悌。
说圣智，仁义等等。也许老百姓皆知道一点。仅一点，并且多是错误的。但孝慈在中国一直贯彻得很好。比较接近夫子所说的真正孝慈。
但郑朗做了进一步的诠注。
孝慈对立互生的关系，不用解释，大家皆很清楚。可世间没有任何绝对的阳阴，也没有绝对的孝慈。孝和慈本身也存在着一个中。
比如慈，不能过份溺爱，也不能过于粗暴武断，棒子未必能打出真正的孝子，往往打出的是仇恨，不能说不打，仅是一个用来教育的震慑方式，如同刑法一样，最好不用为妙。
再到孝，亦是如此，孝不是代表着愚孝。对父母要孝要包容，包容父母的意见，尊重他们的看法，是谓孝，但不是一味的顺从。例如父亲不讲道理怎么办？轻微的不讲道理，去顺从他们，毕竟他们是父母，自己是子女，没有父母就没有自己出生长大。可严重不讲道理怎么办？只好劝说。这个没争议，可父母亲若为非作歹怎么办？
先劝说，真不行，将他们抱住，或者采取一些聪明的做法及时阻止，比如父亲要杀人，肯定不能让他们杀人的，或者去跳楼，难道顺从他们让他们跳楼？不但抱住，真不行，喊一些长辈亲戚过来阻止。或者用其他方法，将父母亲阻止。
有一个前提，不到十恶不赦的时候，千万不能将父母亲关小黑屋子。这便是孝的中。
是父母子女的关系，兄弟妯娌之间亦是如此。就是君臣同样也如此，君是父，臣是子，君对臣也要慈爱，不能将他们当成仆人使唤，臣子才能忠心皇上。但皇上在犯错怎么办？不能忤逆的将君王推翻，无论是什么理由，那怕逼到霍光那份上，都做得有些过了。
郑朗在这里说得有些违心，霍光后期做得不好，但前期哪里做错了？
怎么办呢，想让大多数人认可，必须牵就大多数人的想法。
这时做臣子的要进劝。
劝不听，就要想办法用巧妙的方法进一步进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将国家败坏，使百姓民不聊生。
这就是君臣之道的中。
其实儒学修到这份上，郑朗已经接近范仲淹所期待的，化繁为简，儒学很庞大，郑朗就打算用几个十万字修礼，但可以使它变得更简单，更浅显易懂。
整个儒学让他化成九个字，仁为本，义为节，中调之。
就是一篇篇更细致的阐述，郑朗也使它变得十分浅显易懂，这样才能真正普及。至少儒学修到这一步，郑朗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不但浅显易懂，并且将它条理化。这时已有人对儒学大规模动手了，不是求索书院五先生，而是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与石介，但这三人虽修注儒学，并没有将它有条理的规类，学习的人往往看不到儒家的整体脉络，依然是瞎子摸象式的学习。邵雍等五先生渐渐将它条理化，仍然不清不楚，甚至越解释越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邵雍的儒学太极化，也讲阴阳与调和，但说得比金刚经还玄之又玄。让后来的人如何学习？
而且郑朗这次修儒学，.kａsh.oｍ对夫子的儒学变化并不大，因为再次感悟，重视了道德在治国做人中的重要性，对仁为本与德化大讲特讲，不但不象以前那样偏激与怪异新奇，已很接近夫子的真正儒学核心思想。变动的仅是加重了对中与节的注解。
这一变，儒家思想更全面，也更进步。
但人们也能更容易地接收。
因此，郑朗每一文出，皆让报纸轰动性的发行，一卖就是十几万份。看的人可不是十几万人，更多更多。
还是在修儒学，并没有过问朝堂上的濮仪之争。
但这个孝慈出来了，赵曙的做法，无疑是犯了严重错误，难道做儿子的眼睁睁看着父母去跳楼房或者去自杀吗？
诸位大臣，你们怎么做，难道还不清楚吗？
不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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