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隐隐感到郑朗与贾昌朝有些不合，解围道：“朕也不知，你说来听听。”
“契丹人在军事上多耻笑我朝懦弱，然见我朝袍笏之美，百官之富，肴果饩醪，炙脍甘珍，衣服器皿，薰泽光鲜，皆慕之，纷学华风。甚至互相竞夸，包括契丹皇帝本人亦是如此，信仰释老，学习儒家典籍，以中国自居。这种情况刺激了他们奢侈消费，于是需要更多金银。然他们与我朝商榷数量巨大，许多银子反而流通回了我朝。不仅是我朝给他们的岁币，连同他们国内的部分产银，也随之流入我朝，这才是庆历二年契丹禁止毡银与我朝商榷的原因所在。宋祁说此困中国计也。非也，倒不是刻意针对我朝的，而是大量银子回流到我朝后，他们国内缺少货币，不得不如此。”
“那与铁钱有什么关系？”
“在契丹先帝圣宗时代，我朝与契丹商榷，数量不大，先前又多得我朝铜钱，货币用量足，虽契丹铸造数种货币，最多者是重熙通宝，一直未投入到市场上。后来两国修好，我朝许多商品流入契丹，铜钱不足，于是将这些钱投放出来，依是不足。我朝于河东铸铁钱，获利巨大，契丹人看到机会，在边境亦仿照我朝铁器铸成大批铁钱，因为兑价比我朝的低，让走私商人挟带入境。现在市面上流通的铁钱一半几乎是契丹铸造的。虽用铁钱，看似朝廷获得一部分利，可是使民间纷忧不断，利弊参半，弊为多。结果契丹却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臣以为计，将市面上流通的铁钱立即收回销毁。否则必其契丹之害。”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后来者只看到战争，却不知道这几个国家发生多起看不到硝烟的战争。特别是货币战争。
宋朝一直做得不是很好，无论与契丹或与金朝，都输掉了这场争斗。
若说货币，几个国家货币皆不足。后世有人用清朝多少银子相比较。这是不对的，清朝一两银子购买力远不及宋朝。
因为贵，不可小用，也就是买零碎的商品时，金银很难派上用场。但用途很多，不仅是用来制作器皿首饰，还便于贿赂、赠馈、布施、赔偿、赎身、借贷。在商业上又有远动、路资、物价支给、物价表示、凭费、蓄藏、大宗交易等用途，也可以作为赋税交纳、专卖收入、上供、进献、军费、赏赐、与国家一般用费。
虽不可“小用”，金银已经在大规模的使用，产量在增加，一直供不应求，于是价一直在上扬，许多大户人家便将金银珍藏起来，导致金银越发缺少。价上扬更快，直到平安监出现，价格才勉强稳住。
作为货币本身。铜钱还是主流。
因为钱不足，许多时候依然用绢代替货币交易，或者以物易物。所以后人一直无法准确统计宋朝收入，有人说宋朝最高收入达到一亿八千万贯，有人说一亿六千万贯，便在于此。
即便现在让郑朗统计，也无法有准确数字，有铜钱，有绢，有粮。有草，这是主要的，还有金银锡铁铅，炭木料石玉，各种果蔬，文房四宝。各地特产，这也是宋朝的官方收入。
平安监出来，稍稍缓解，但大部分金银铜用作器物首饰，没有化成钱流入民间，即便化成了钱，也远远满足不了宋朝庞大的经济总量。并且用铁钱换铜钱，宋朝是绝对性的亏本生意。以前契丹与西夏没有发生战争，郑朗一直未提出来，怕引起契丹的反感。直到战争爆发后，再也没有必要任这个不好的势头发展下去。
赵祯转向王拱臣说道：“你派人查一下。”
王尧臣因为母丧回家丁忧，空缺让王拱臣补上，迁张方平为御史中丞。总体而言，赵祯还是以保贾昌朝为主，用贾昌朝来迅速平息君子党所带来的种种影响，特别是朋党。
对此郑朗不是很重视，但贾昌朝的种种做法，确实让郑朗很反感。
吕夷简虽排斥异己，可不用种种罪名，让大臣遭受公堂质对之灾，况且还是立过功劳的大臣。贾昌朝就这么做了。先是欧阳修，后是尹洙。
郑朗定了定心思，说道：“臣听闻今年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库略有节余，这本是国家的幸事，陛下一向克于己，善待大臣，这本也是国家幸事。可是陛下恩过于重，臣以为不妥。恩威需适度，过于恩宠，一旦薄之，除非德操佳的臣子，进退无辞。其余大臣未免反生怨怼之心。前者，即便陛下不过于优待，也会尽心尽责，忠君爱民。国库略有所余，臣以为所用有三，一是备粮，防止有可能的灾害，二是备库，使国库有所节余，以防不测。三是仁民，自陕西用兵以来，臣在郑州听闻附近州县名目繁多，有加耗，加耗又有耗米、仓耗、省耗、官耗、秤耗、脚耗，康定年时头子钱全部纳官，不得本州公用，自战事开始，部分州府又再次将头子钱纳作本州公用，剥削百姓，又有触面，市例钱，起纲钱、使用钱、縻费钱、呈比起、勘合钱、索陌钱、漕汁、州用、修仓、加点、打卓，有些名目连臣苦思冥想都想不出来的。这仅是两税外的额加费用，折变、支移、和籴、和买、折帛钱、就连新法产生的免役钱也产生诸多免夫钱、身丁税等种种名目，还有商税与城郭税等等，朝廷下诏书恢复原状，可各地州县依有官员在横征暴敛。又有土贡，例如包拯在端州进谏砚台一奏，土贡朝廷本须不多，例如端州砚、东南桔，然地方官吏却借朝廷之名，又令种种名目，本是数百鲜桔，费用不多，褒奖之意远大于尝鲜用意，到了下面却变成了一大弊端，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若国库略有节余，请陛下派臣子商议，看这些名目可不可以逐一废除，这才是仁爱之本。”
郑朗说的这些是存在的。但也不能说赵祯朝很黑暗。
从老百姓身上巧立名目的剥削，那一个朝代的官员都在做。什么制度都避免不了。（关于这情况，我在作品相关里发一个转贴，说明宋朝一些进步的地方）
当然。若减少这些莫明其妙的名目，百姓生活会更好。
而且赵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也是坏习惯，存不住钱。战争伊始，宋朝各种税务加上收入，一度达到一亿三千多万贯，后来减少税力。给百姓缓解负担。然各项开支达到一亿两千多万贯，一直入不敷出。将宋英宗逼急了，尝试改革。
可那时候韩琦与欧阳修主持朝政，两人为了保住地位，变得厚颜无耻，那敢得罪许多权贵，发起改革。这些困难留给宋神宗。宋神宗做皇帝后，兴冲冲地跑到三司里看账册。一看傻了眼，急得嗷嗷叫起来。这才不顾一切，支持王安石变法。逼的。
这一谏不仅是爱民那么简单。
赵祯答道：“朕纳之。”
郑朗又说道：“前些年臣与宋相公商议报纸一事。宋相公离开朝堂，又发生诸多大事，此事不得行。宋相公前些时间写信问我，臣今天提谏请陛下准许宋相公主持报纸事宜。只须立两案，不得宣传十逆行为，不得流于艳俗下流，若此，朝廷可以将一些可以公开的邸报与诏书通过报纸向民间转达，使民间百姓了解朝廷动向，君主想法与命令。配合朝廷言臣监督一些官吏的不法行为。民间又可以利用报纸将百姓的想法写出来，朝廷可用作参考与了解。这是于国颇有利的大事，等于是在替朝廷无薪而立无数言臣，辅佐国家，功莫大矣。”
报纸的事拖了很久，当时君子党主政。郑朗不放心，这项工具到君子党手中，天知道会变成什么？
因此，还得宋庠这样的老好人来主持，会更公正。
“咦，朕怎么不知道？”赵祯奇怪地问。
郑朗草草说了一遍，先是官办，但不禁止私办，可以刊登诗词歌赋文章，经义，小说，野史，甚至八卦，这是必须的，不然吸引不了读者。然后是新闻，便是郑朗所说的可以公开的邸报大事，民间议论，收益便是卖报纸的钱，以及广告。广告一说，又将君臣雷倒。好在宋朝已经出现一些原始的广告，广布旗幡，上面书店家名称，招揽顾客临门，讲开了，能理解。
对言论宋朝很宽松的，赵祯默想了一下，说道：“准。宋卿，你回去后写一个草呈上来，众卿商议草行。”
“喏，”宋庠大喜，这也是功绩，他老实，争不过别人，这是他难得的立功机会。
郑朗继续说道：“上次蓝元震与臣谈到种籽事宜，臣上过一道奏书。”
“为什么你不相信官员？”贾昌朝冷不丁地问道。
“贾相公，很遗憾，朝廷需要官员，但对官员我持悲观的情绪，我两位母亲先后去世，心情不好，否则此时我会写出仁义论，对人性的看法，我持中平意见，但利己主内，利人往外，真正能做到为了国家，为了百姓，不顾自己利益的官员很少。你说不相信，我也认同。比如贾相公自任首相以来，种种做法。”
你自己都做了首相，一屁股的脏东西未擦干净，叫下面官员怎么干净？
其实郑朗提议很理智，不经朝廷批准也可以落实。朝廷在里面仅起着一些节制作用。培育种籽，已看到成效，但对官员郑朗是持着悲观的情绪，因为他看得更多，无论那一种制度，想让官员做传说中的包青天，太不容易了。特别是中国官本位思想很严重，宋朝稍好一点，可贪官污吏仍然有不少。所以提议将这件事交给私人去办。
但有三个条件。第一是善户，第二按照种籽质量分成四等，售价是当地粮价的两到五倍，第三不得用任何强制手段，逼迫百姓购买种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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