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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啪”。
于琦将刚刚到手的天子诏书随意的丢在桌案上，半是生气，半是不屑的道：“天子罪我？他的传国玉玺还是我送给他的！”
“主公息怒”，是仪瞥了一眼被团成一团的天子诏，劝道：“天子何辜，此皆曹操之意也，曹贼在这个当口以天子的名义发来这封诏书，其心可诛。”
现在是建安四年的年末，数天前，在城内内应的辅助下，刘琦攻破襄阳，为报父仇，尽屠襄阳城内之士族豪强三千余人，其中襄阳大族蔡氏更是被刘琦斩草除根，蔡氏上下七百余口，尽数死于刘琦刀下。
消息传出，天下哗然，曹操更是以天子的名义问罪于琦，将屠杀士族的罪名扣在于琦头上，大有将于琦放在天下士族对立面的意思。
这也是是仪说的“其心可诛”的来意了：毕竟当今天下的话语权，是掌握在士族豪强的手里的，这封天子诏，就是把于琦竖起来充当士族攻讦的靶子。
一旦于琦在士族中的口碑臭了，那以后还有哪个人才敢来投奔于琦啊？这是要动摇于琦的统治基础啊。
淮南？之前于琦清除淮南士族豪强的时候，有陈登为其发声，尚可作为遮羞布，现如今天子都出面下诏书问罪于琦了，俨然就是要把于琦“仇视士族”的罪名坐实。
可惜今时不同往日，如今于琦尽占荆、扬两州，声势大振，天下士族们又不是傻子，跟着曹操摇旗呐喊还行，又怎么会真的往死里得罪于琦呢？
江南的士族更是旗帜鲜明的支持于琦，尤其是荆州的士族，譬如安陆黄氏、中卢蒯氏等，不仅大力发声支持于琦，还出言为于琦开脱，把铲除襄阳士族的罪名都扣在了刘备跟蔡氏的头上，说刘备是“忘恩负义之小人”，蔡氏是“卖主通贼之叛逆”。
总之，在江南士族的口中，于琦就是仁君雄主。
而这位士族口中的“仁君雄主”，却在想着法子挖士族的根：从建安元年于琦推广纸质书籍，在扬州各郡县建立学校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年；四年，虽然还不能让一群从未接触过学识的百姓孩子成才，还不能支持于琦废除察举制、施行科举制，但也足以让他们有自己的见识、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也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这样的普通学子，于琦的很多政策才得以在江南贯彻下去，于琦的声望才能深入民间，得万民相传。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很多事情是急不来的，确实是需要以十年为单位来计的。
虽然自己培养的学子们还没成才，但是于琦的治下现在就有很多现成的人才，与其等着别人举荐，赚一个提携之恩，不如自己来办，就当是为以后大规模的科举制蹚路了，也算是对曹操之前举动的一个回应。
曹操敢在这个时候借天子之名问罪于琦，无非就是看准了于琦初占荆州，诸事繁多，抽不开力量来报复他，而于琦现在也确实无力北伐，既然不能来硬的，那咱们就来软的。
就在南北士族展开舆论骂战的时候，一则消息从襄阳传出，此消息所到之处，堪称地动山摇！
新任车骑将军、南昌侯，荆、扬两州之主于琦传令天下，他将在明年秋天，也就是建安五年的九月，于襄阳举行一次选贤任能的考试，凡是通过考试者，无需他人举荐，便可直接授予官职。
这次考试，不拘出身，不计过往，不惟经史，凡有才能者，皆可应试，所试范围囊括了自春秋以来历有传承之医、农、工、法、算、兵等学派。
说这个消息所造成的影响是地动山摇毫不为过，它以考试代替了自春秋以来占据官府取仕主流的察举制，打破了世家豪强对入仕、上升渠道的控制。
倘若此法得以施行，似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这等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及天下的高门望族将很难再出现。
是以此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就引来了中原地区那些高门望族的批判，这种批判甚至压过了之前南北士族的舆论战，使得北方士族中的舆论，对于琦呈一面倒的批判。
而在这种一面倒的批判治下，却也有些许不和谐的声音，一些囿于察举制而郁郁不得志的士族支脉、落魄寒门子弟，不光在言语上声援于琦，更是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们的态度：挂冠封印、拖家带口的举家南奔。
襄阳，一时之间竟超越许昌、邺城，仿佛成了天下中心，最起码已经成了荆扬两州的统治中心——没错，于琦已经决定将治所从南昌搬到襄阳。
将治所从南昌搬到襄阳，同举行科举考试一样，也是于琦深思熟虑后的决定。治所的搬迁是一件大事，不仅有实际意义，更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治所在南昌，固然可以兼顾荆、扬两州庞大的疆域，却也略显偏狭，不能很好体现于琦的战略跟意图；而把治所搬到襄阳，不仅代表荆扬集团战略重心的西移，更体现出了于琦锐意进取，剑指中原、乃至整个天下的雄心壮志，同时也激励着依附在于琦周围的文臣武将，以及将家族命运都押在于琦身上的江南士族豪强继续奋进。
“君侯，襄阳令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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