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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自光化三年李诚中占据柳城和燕郡起，在刺史张在吉和时任兵马使的周知裕大力推动下，平州和关外的联系便一直处于极为密切的状态中。
最早的时候，平州是以营州后备和基础的面貌体现着主导地位，营州的一切都依赖着平州支持，粮食、铁器、布帛、农具、瓷器等绝大部分用品都需要仰仗平州的供应。
随着李诚中逐渐占据小凌河、五股河流域，进而占据怀远军城，将整个营州纳入控制之下后，平州和营州的地位开始发生了转变，从营州单纯以金银铜钱等硬通货向平州购买物资，而向双方互相输送物资这一变化迈进。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营州向平州输送的只有马匹、皮毛等少量物资。营州对平州货物的需求量也有了爆炸式的增长，几乎平州所产的每一样东西，在营州都可以卖上好价钱。
等李诚中将渤海国、新罗等地纳入掌中之后，巨量的财富被带到了营州，除了金银铜钱等硬通货外，广袤的关外所产出的各种物资也冲入了关内，由平州而发散向整个河北大地。这个时候的平州一州之地所产，已经不能满足营州的需要，而营州贩运过来的那些产自渤海国、新罗的货物，以及草原上的牛羊和马匹，也不再是一个平州所能够吞下去的了。这个时候的平州，已经成为了关内和关外贸易的枢纽，而随着官道的迅速修建，平州和营州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双方已经牢牢的绑在了一起。
在营州和平州的关系发展中，平州逐渐沦为了营州的附庸。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营州对工商业不遗余力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全方位的，官府将作坊主和商贾的地位强行抬升到与农牧劳作者相同的地步，甚至还在许多中低级官员和胥吏的选拔上，大力任用有着经商经验或是懂得生产技巧的商贾和工匠;在律法上，营州制订了多项保护工商业发展的法令，为工商业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在政策上，官府出台了超前于时代的产业发展政策，促使作坊和商户形成规模化，指导流水化生产方式的大力发展;在贸易中，营州以强悍的武力为后盾，以最大力度确保商贸行为不因外界因素而出现不可预估的损失。
另一方面，在官府的支持下，营州形成了柳城和燕郡两个生产中心，一大批作坊和商户飞速成长了起来，生产的货物在质量上已经不逊色于关内，而在成本和数量上则远远超出。当然，目前这些作坊大多以军工为主，营州对生活生产用品的需求仍然极大，这也带动了关内商铺和作坊的进一步发展。这就形成了营州产品占据高端、关内产品处于低端的生产格局——在这个时代，军甲和战马是绝对的高端产品！
另外，营州手头上掌握的巨额硬通货让营州处于了事实上的贸易中心。通过战争手段得到财富让官府手头非常宽裕，以官府为主的大规模采购成为了支撑工商业发展的坚实基础。
最后，营州军事实力的飞速发展，李诚中官职的不断升迁，也是营州超越平州的重要基础，没有这一点做保障，谈什么都是白扯。
因为这种紧密不可分的联系，平州享受到了营州方面的大量战争红利，这种享受甚至达到了极为依赖的地步。无论刺史府也好，还是百姓也罢，手中的余钱也逐渐丰裕了起来，平州甚至出现了一个仅此于营州的工商业阶层，如果不是平州官场对于工商业的重视程度和保护力度仍然不够，这个阶层完全不亚于柳城和燕郡的那些大作坊和大商铺所有者。他们在灵活性和自主性上甚至更强一些。
为了更好更方便的融入营州焕发出来的生机活力中，平州刺史府全面倒向了营州都督府。
刺史府中的官职任命和部门设置开始逐渐和营州都督府接轨。在原先的官府设置上，刺史以下设置各曹，用以处理相对应的民生事务。看似各有分管，与后世没有太大区别，但实则不然。
这种官府体制是建立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理念下的。“溥”的意思是“浇水”，原指向周天子的花园浇水，就是说，天下之大，都是天子的花园。天子是天下一切土地和财产的所有者，而一地官府，比如平州，平州刺史是天子在平州的代理人，为天子看管这一亩三分地。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平州刺史府以下各曹实际上是没有处置权的，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收集民意、转发文卷、执行刺史的决定，所有的事务都必须由刺史本人决定。在这样的体制下，如果依照理论而言，勤政的官员会在案牍之间累死。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刺史作为天子的代理人，他的关注对象仅仅在于两项：收税和保持地方平稳。有良心的刺史可能会考虑兴修水利——目的也是为了收到更多的税。至于什么地方的经济发展、什么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什么科技和文明的进步等等，统统不在考虑之内，因为官府没有这个职能，也没有这个概念。而占用官员极大精力的另一项事务——诉讼，其本质也是为了保持政权稳固。
官府职能的极度狭窄和不负责任，使得官府人员可以用很少的劳动而完成绝大部分事务，可以很堂而皇之的号称“无为而治”并因此得到朝廷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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