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澈揽辔徐行，说道：“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才决定暂时不动他们，等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后，再发动雷霆之击，将之一网打尽，为百姓除害。”
“证据收集够了么？”
“收集到了一些，但还不足以将其族诛。”
荀攸也学过律法，他掐指计算，说道：“族诛乃最重之刑，够资格动用此刑的罪行不多，也只有‘逆节绝理’一罪了。”
“逆节绝理”的行为，包括的范围很广，有政治方面的，比如：“谋反叛逆”、“诋毁先帝”、“诽谤政治”、“执左道以乱政”等；有人伦方面的，比如“弟与后母乱，共杀兄，知而不发举”、“杀不辜一家三人”等。
“并且不道之罪也并非全是族诛。够上族诛的也就谋反、左道几类。”荀攸沉吟道。
周涌接过话茬道：“季氏乡里豪强，胆子再大也不会谋反。剩下的左道？也难。……，皓粼，恐怕你很难将其族诛啊。”
周澈也知道很难---其实以他现在搜集到的这些证据而言，虽还不够将其族诛，但杀个十人八人、抓个二三十人却也足够了。但是，根据探查的结果，季氏全族共有近百人，只杀个十人、八人，抓个二三十人远远达不到他“斩草除根”的目标。——他可不想给自家留个隐患，所以，这几天他也在一直地仔细考虑此事。此时他也不隐瞒，坦诚地说道：“我也知难以找到。……，不过，‘难以找到’和‘不去做’却是两回事儿。”
荀攸手扶车轼，品味了会儿他这句话的意思，目光灼灼，盯住他，问道：“你此话何意？”
“我有个想法，只是不知可行与否。”
“说来听听。”
“我欲先拿下他家的一两个宾客，作为突破口。”
“噢？”
周澈从容地说道：“捕入狱中，严刑拷打。三木之下，必有所得。”
关于周澈为什么会有这么个想法，因为他想起后世明朝一个故事：明代嘉靖年间，朝臣们为了除掉大奸臣严嵩，就使用了“小人伎俩”和“不正当手段”，办法是诬陷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谋反，而且是勾结倭寇。问题是事实是严嵩的儿子没有勾结倭寇背叛祖国。
不过御史林润的奏折其实说得也很清楚：“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
什么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这么说，实际上是捕风捉影，连匿名举报都算不上。然而并不容严世蕃申辩，更没有什么取证、对质，硬是手忙脚乱地就把他的脑袋砍掉了。
这事当时就有人认为是冤案。但没有办法。不这样，严嵩一伙就除不掉。因为对方过于强大，毕竟严嵩执政20年。要防止恶，竟然只能用恶的办法。
严嵩的死，让周澈想起了另一个人----岳飞。或许有人会说，怎么能拿严嵩和岳飞比？一个是公认的大奸臣，一个是公认的大忠臣。一忠一奸，泾渭分明；一功一罪，天壤之别！这当然不错。
但我们要问：奸臣就可以冤枉么？坏人就该冤死么？罢免（后来又抄家）严嵩，处死严世蕃，固然是实现了“实质正义”，然而这种正义如果要靠不正当的手段来实现，那就只能叫做“荒唐的正义”。
荀攸默然。
“诬告？这是酷吏手段啊”周涌听出了周澈的意思，什么是“严刑拷打”？什么是“必有所得”？摆明了是想要用严刑来逼迫季氏的宾客诬告其主。
但是荀攸不是个腐儒，知道行非常之事，必须用用非常手段，对周澈的这个决定倒不是不能接受，只是一下子接受不了周澈这种坦然的态度。
——便是小孩子也知，这种用严刑来逼迫宾客诬告其主的事情是见不得光的，然而，周澈却丝毫不加避讳，“非常坦然”的就说了出来，就好像在讲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一样，反差太大。他迟疑了一下，决定暂时不纠结此节，说道：“话虽如此说，但你是乡长，不是游徼，没有拿人、拷问的权力。你怎么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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