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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农图书馆泡了大半个月以后，苏亦的文章《从华南发现的考古材料试论中国稻作的起源》终于完成初稿了。
整篇文章，除了借鉴丁颖教授的《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的格式外，也做了大量的创新。
丁颖教授是“中国稻作学之父”，他的文章大量引用古今中外的文献。
苏亦也不能怂，他的文章文献部分引用也不能少。
他会日文、英文、又懂古文字，不展示这方面的才华，那不是白学了？
因此，他特意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去论证“稻”是如何从向全世界传播的。
他把稻谷的语言系统分为中国、印度、南洋三大系统。
首先论述，稻从中国向曰本的证据。
比如，日语的“K”即“谷米”的对音，“h”（穗）即“禾”的对音。我们南方口音就称“稻”为“谷”或“禾”。
至于“稻”从印度西传也可以论证，比如印度的泰米尔语称稻为rishi，后经阿拉伯人演化成rrzz或rzz，而希腊人又根据阿拉伯语翻译成rz，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后引进水稻，西班牙语称为rrz，从此欧洲人对稻的称呼就变成意大利语rize、riz；德语is；法语riz；英语re；俄语。
至于南阳语言系统，也差不多，稻发音为pdi，米为brs，这属于马来——波利尼亚语系，可能是马来人于史前时期迁徙到印尼的时候传入的。
甚至，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对15个以IR（国际稻）命名的品种进行溯源，结果发现全部品种都有印尼品种Cin，这一语音至少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跟“Chin”的谐音几乎是一致的。
然后他又开始引用唐兰、于省吾两位先生对于甲骨文“稻”的考释。
其实甲骨文里面并没有稻字，到了金文才正式有“稻”字，南方人也习惯称稻为“谷”，各种文献考证都称为“谷”，这个原始母语“谷”的语音下限不迟于七千年。
不仅如此，他还通过梵语的词汇去论证印度各民族对稻的发音问题。
得出一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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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7章：文章发表以后，苏亦在农业考古圈火了免费阅读：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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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可以加急不需要等候。
考古三大刊，版面资源极其可贵。
《文物》是月刊，《考古》是双月刊，《考古学报》是季刊。
他没有那么多时间慢悠悠的等待。
要趁着热度先把文章发出来再说。
朝中有人好办事。
有了梁钊涛的帮助，文章顺利在《中大学报》发表。
苏亦也算是能够交差了。
之前，不务正业跑去写商容二老的书法篆刻成就，那篇文章更像是为了哄老人家开心才写的。
也确实哄到了。
不然，容老也不会赠送他一枚亲手篆刻的姓名章。
接下来的日子，苏亦继续参与石峡发掘报告的编写。
闲暇之余，就拽着他沈明跑中大跟华农还有华工。
他已经打定主意了。
要把《中国近代高校与建筑》这本书弄出来。
已经有了吉大跟北大的建筑资料，中大康乐园的建筑群资料也在系统的整理。
此外，国立中大石牌校区的建筑群也不能缺少。
未来补全民国五大高校以及其他教会大学的资料，这书就可以出版了。
现在太穷。
没点稿费，都出不了门。
就这样，苏亦在广州待了两个多月。
写了两篇文章都发中大学报。
并成功整理了广州两所近代高校的建筑群资料，还参与编写石峡遗址发掘报告的大量工作。
总体来说，两个月的收获非常大，成果斐然。
同样，他也出名了。
至少在特定的圈子内，是真的出名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稻作起源“新华南说”成功发表。
果然，跟他预料的一样，这文章一发表，就在圈内炸开了锅。
当月就有学者发表文章反驳他的观点，而且是好几篇。
有在报纸上发表。
有在期刊上发表。
比如浙江农大的游先生就在《作物学报》发表了一篇《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与传播》，果然，作为河姆渡遗址大本营的浙农的学者第一个就站出来回应。
对方也从文字学、语言学、作物学、考古发掘等方面去一一去论述自己的观点。
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长江中下游、太后地区新石器时代出土的粳稻稻谷，距今已有四五千年、吴县草鞋山出土粳稻更早达六千年，粳稻在这一带的分化形成已经很早了。而河姆渡籼稻比粳稻又早一、二千年……同样，从广东、云南、福建、江西出土的新石器稻谷，其时间都较太湖流域为迟，有待进一步探索，如今过早得出华南地区为稻作起源发源地的结论，为时尚早。
人家老先生，还是很有风度的，并没有逮着苏亦的文章狂喷。
但，他的结论已经明明白白的给出来了。
就是不信苏亦的“新华南说”。
甚至，之前提出稻作起源“云贵高原说”的湖农柳子明教授人在《遗传学报》发了一篇《中国栽培稻起源研究的新认识》，文章里面就除了补充他的观点之外，还说苏亦的“新华南说”地理范围过大，过于模糊地区，而且，还反驳说，目前湖南道县跟江西万年两个地方都没有发现史前稻作遗存，不合适作为证据。
还隐约指出，他的文章有夸大之嫌疑。
更为好玩的是，云大的李坤生教授也直接在《云南科学》里面发了一篇《云南在亚洲栽培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文章再次捍卫稻作起源“云贵高原说”，甚至观点更加明确，就是把云贵高原变成了“云南”，他将从中国杭州湾到印度阿萨姆邦这一广阔的半月形地带全部划入亚洲栽培稻的范围，但却认为云南的可能性最大。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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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通过对云南地理环境、气候特定、生物资源几个方面资料的综合分析认为云南成了作物的变异中心。
还通过对云南稻种进行同工酶分析，发现其酶谱一致，证明云南现代栽培稻的起源关系十分接近普通野生稻，进而进一步确认，云南现代栽培稻的祖先和可能就是云南的普通野生稻。
文章有理有据，引用了不少云南民院汪先生的观点，还有科学技术的加持。
很靠谱。
起码，比苏亦的文章靠谱多了。
没有办法，谁让他大言不惭地预测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可能有史前稻作遗存呢。
等沈明把这些文章都放在苏亦面前，调侃他成为名人的时候，苏亦也忍不住感慨。
这个钓鱼的行为，一不小心就把这些大牛都给炸出来了。
甚至，好多篇文章都提前发表了。
而且，内容也都因为他的文章，做出了相关的调整。
苏亦有些好奇，“怎么都是反驳我观点的文章啊？就没有支持我观点的文章吗？”
其实，除了后面的预测部分有些出格之外，他的观点也不是很出格。
把湖南江西归入华南地区，也不算太离谱。
毕竟云大的李坤生教授直接把杭州湾跟印度阿萨姆邦都划在一起，上升到亚洲级别，他弄一个“新华南”也没啥突兀的。
除了他出格的言论，估计跟他是名不见经传的圈内新人也有关系。
但一帮老先生来跟一个新人辩驳，也挺有趣的。
难不成是因为他北大的头衔？
好在也不是全部人都在反驳他的观点，他也有支持者。
比如东莞博物馆的李闰全先生就写了一篇《试论我国的稻作起源》发表在《历史教学》上。
用沈明的话来说，这就是来自于家乡人的支持。
李的文章明确指出，“我国范围内追溯稻作的起源中心应该在江西、广东和广西三省的旧石器晚期遗址多做努力，其中西江流域是值得重视的。”
终于有一位先生把江西给囊括进去了。
真不容易。
文章给出三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先。海拔高度为30-60米，东起台湾桃园、西至云南的景洪镇，南起海南崖州，北达江西东乡，这一范围可能是栽培稻的起源地。
第二，这一范围内，只有江西、广东、广西三生发现较为密集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第三，这些遗址虽然没有发现水稻遗存，却出土了很多石质农具，还有谷类作物，这些谷类就是水稻。
苏亦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都忍不住笑起来了。
这位先生，跟他一样，真敢说。
文章很多观点都经不起推敲，非要较真的话，就是瞎扯。
因为目前为止，两广以及江西三省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并不多，哪里来的很多遗址。
而且，谷类作物就是水稻的说法，也很武断。
但对方能够发在《历史教学》这门一份古早的历史类刊物。
文章水平质量也是很不错的。
就是个人预测的太多。
跟苏亦有得一拼。
但，也不能说他错了。
因为他预测的江西，真被他说对了。
到时候，只要苏亦去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跑一趟，就啥问题都解决了。
不止东莞的老乡写文章声援他，其他地方也有。
这不，很快，就有大佬站出来声援他了。
比如，川大的童先生隔月就在《川大学报》上了发表了一篇《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
沈明说到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感慨道，“童先生的观点跟丁颖先生的观点基本一致，也算是认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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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华南说了，他认为根据现有的资料，基本上可以断定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就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它可能在浙江杭州湾一带，但更有可能在维度较南的云南、广东、广西地区。不过没有新的考古发现，童先生也只能分析，没有办法像你这样笃定。”
苏亦说，“有童先生的支持，我已经很满足了，其他的方面不奢求。”
沈明说，“苏亦你小子已经彻底出名了，还没有毕业，就在圈内圈外折腾出这么大的阵仗，就连我以前的同学都开始打听你什么来历，都认为你是我们中大新引进来的老师。”
苏亦哈哈大笑，“这么夸张？”
沈明说，“一点都不夸张，就算你没有毕业，只要你敢继续留在中大，梁钊涛教授就敢你上课堂教书。”
苏亦笑，“别闹！”
其实，这也不稀奇。
别说在中大课堂，在北大的课堂，他也没少蹭讲。
同学们都司空见惯。
要来中大，梁钊涛先生让他当助教，也合情合理。
不过梁先生对他是真的重视，不然，也不会让他插队发表文章。
甚至，到中大拜访对方的时候，梁先生还感慨，“文章发表以后，引起热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甚至云南的汪教授还有川大的童教授都给我写信讨论到你，这两位先生都以为你是我新收的研究生，尤其是汪教授还打算邀请我们去云南民院做学术交流。”
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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