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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兰先生病危住院。
对于亲朋好友来说，并非没有征兆的事情。
这一年，先生几乎没有参加什么活动，唯一一次出远门就是曾随中国出土文物展览团访问香港，与当地文化界进行学术交流。
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
从香港回来之后，都没法到长春参加古文字研究会的成立大会。
当时，很多学界的前辈都准备来京探望老先生。
有的能来，但大部分因为行程的问题，并没有机会。
却没想到，新年刚过，老先生的身体就垮了，比容庚以及商承祚两位先生还不如。
这一次，唐兰先生入院，前来探望的人很多。
先生执教数十年，桃李满天下，不仅北大跟故宫的熟人过来，其他单位也陆续有人赶过来。
大部分，都没法跟先生见面。
老人的精神状态没法应付那么多访客，同样，医生也不允许。
病房也需要新鲜的空气，不可能放那么多人进入病房探望。
苏亦是小辈，就更加不允许了。
没法子，老前辈生病，作为徒子徒孙，只要在京的，都想方设法赶来。
不来，容易让人诟病，来嘛，也于事无补。
但，大家还是来了。
万一先生哪天心血来潮，想要见自己，自己却不在呢？
肯定遗憾一生。
而且，先生的家属也需要精神支撑。
有时候，病房外面热热闹闹也好，老人生命最后的阶段，最怕冷清。
苏亦之所以能来医院，除了他被高铭先生当作记名弟子之外，还因为他恰好负责《故宫博物院院刊》的审核校对工作。
故宫方面，想赶在先生去世之前，把样刊给弄出来。
之前，院刊复刊，唐兰先生给予大力支持，没少帮忙写介信帮忙约稿。
但，这事谈何容易。
现在印刷技术跟前世不能同日而语。
尤其是在排版方面，更加麻烦。
不是编辑按几下电脑，就能够排版成功的。
从某种的意义来说，现在的印刷技术跟民国时期，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
也就活字印刷或者雕版印刷两种。
雕版印刷，已经非常少见了。
不是不好，而是成本太高。
大部分印刷厂都是活字印刷。
跟过去的木活字不一样，现在都是铅活字。大部分采用的都是铅排凸版制版工艺流程。
大致为：先熔铅，然后铸字，铸完的字放到架子上，由拣字工拣字。
拣完字以后先印出样张，校对人员对样张进行校对，一般要进行三校，校对完成之后进行排版，然后进行活字版浇铸等，最后印版装机开印。
因此，期刊编辑并不是会审稿校对即可，还需要懂印刷。
最起码也要懂得跟印刷厂的工人沟通。
不然，这活没法干。
尤其是他们的拣字工人，一天托着装有几斤重铅字模的“木比子”，在狭小的排字车间走道里来回拣字，一天步行超过10公里。
每天工作量，极为繁重。
400页的32开书籍，单排版就可能需要一个多月才能完成。
故宫院刊是杂志，没有那么厚。
但工作量也不小。
此外，现在故宫并没有自己的印刷厂，院刊出版单位也不是自家的，而是文物出版社。
负责排版印刷的也是出版社下面的印刷厂。
现在刚刚改革开放，文化界全面松绑，出版业务全面开花，印刷厂的业务骤然增加。
想要临时加塞，都没有办法。
一时之间，刘北汜先生急得不行。
就连苏亦跟张闵俩人，也没少跑印刷厂。
可还是协调不下来。
到了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苏亦只好提议，“要不，这事我来完成？印刷版样刊弄不出来，我弄一个手抄版样刊如何？”
“这能行？”
“死马当成活马医，也算是满足唐兰先生一个愿望了。”
“行，你来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立即跟我说。”
最终，刘北汜先生只能把整个任务交给苏亦。
其实也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之前的准备工作都弄好了。
无非就是把稿件用楷体字全部抄写一遍。
此外，还之前拍摄的照片，重洗一份。
按照样刊的格式贴在纸张上。
这部分，手工抄写，比印刷厂排版快多了。
最难的，就是各种图案以及美术字体的设计。
这活，对于普通的期刊编辑来说有难度，对于苏亦来说，却一点难度都没有。
他一个人就把美工的活给干完了。
甚至还特意用白色宣纸绘制院刊的封面，图案主体是故宫太和殿，重点突出御道石雕。
这原本是用摄影机拍摄的照片。
但封面有点大，不合适直接贴上照片，苏亦只好用铅笔手绘素描图。
除了色彩有点欠缺之外，其他的都很好。
尤其是，他通过手绘的方式把郭老题写的“故宫博物院”几个字描写在封面上，就跟拓片印刷一般，不要太像。
为了硬度合适，他还把手绘好的宣纸贴在牛皮纸上当封面。
差不多花了一周的时间，苏亦在编辑助理的帮忙下，就把样刊的活给完成了。
短短的一周内，用楷体字抄写几十万字，几乎抄到手抽筋了。
一开始，他还想把一些稿件交给张闵帮忙抄写，结果，发现对方的硬笔书法根本就不行，勉强写下来，感觉也不对劲。
没有办法，苏亦只能大包大揽。
如此一来，这就是一件非常高强度的工作。
刘北汜拿到苏亦手绘板的样刊，满是感慨，连连对着苏亦说，“小苏，幸好有你。”
“走，跟我去医院，现在咱们就把样刊送给唐老看，再晚，我怕来不及了。”
到了医院，发现访客并不多。
或者，已经没有访客，只有亲属。
然后，刘北汜亲自把唐老家的两位公子介绍给苏亦认识。
这时，苏亦才知道，唐老家有四个儿子，其中，二子唐复年跟幼子唐益年都是故宫的研究人员。
其中，唐复年在故宫青铜器馆，而幼子唐益年则是明清档案部。
相比较弟弟，唐复年的研究方向跟父亲更加接近，因为他也研究古文字。
之前，在故宫的时候，跟两位先生的打交道的次数不多，反倒是唐兰先生住院了，才得以见到两位先生。
甚至，上一次赶过来医院的时候，因为人太多了。
苏亦都没有露脸的机会。
这一次见面，两位唐先生都诧异苏亦的年轻。
更让苏亦没想到的是，兄弟俩都听说他的名字。
唐益年说，“我也给你们编辑部投稿，结果给小苏你毙掉了。甚至，我还听说，你专门提了一个故宫学的概念，其中就着重提及明清档案部分，郑里先生说你的概念很有先见性。”
郑里也是故宫明清档案部的研究人员。
之前还专门写了一篇明清档案的介绍性文章。
因为重复性有点高，加上版面有限，苏亦就给刘北汜先生提建议只刊登最有代表性一篇，不曾想还把唐益年的文章给毙掉了。
这就尴尬了。
一个在故宫工作那么多年的研究人员，好不容写篇稿子，就给他一个十几岁的小屁孩给毙掉了，这事弄的。
好在，刘北汜帮他解围，“益年，你不要逗小苏了。”
唐益年才笑起来，“开玩笑的，进去吧，老爷子才醒来一会，现在精神状态还不错，医生说能有半个小时的探视时间。”
这一次，苏亦终于在病房里面见到唐兰了。
这一是，他第一次见到唐老本人。
老人已经步入生命的倒计时阶段，瘦骨如柴。
用油尽灯枯来形容，也不为过。
但，跟上一次相比较就，唐老今天精神状态还不错。
就破例跟苏亦见面。
先把院刊样刊递给老先生观看。
虽然不是铅印版，但看到手抄版样刊，他还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实际中，老人已经看不清了。
戴着老花眼镜，很用力的观看杂志，看了一会，就放下来。
这时，唐老的二公子唐复年说，“我爸眼睛不好，小字基本上看不清了。”
“苏亦同学，你给读一读吧。”
这话是唐老说的。
老先生的话，带着浓厚的无锡口音，苏亦也听的不是很真切。
最后还是唐复年先生帮忙转达。
实际上，他们编辑部三人把样刊弄出来，也只是满足老人一个心愿。
却忽略了，老人眼睛不好这事。
苏亦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当年马王堆汉墓发掘与出土帛书的消息被伟人得知的时候，他也想看一下整理出来帛书。
于是，到了9月上旬，帛书《老子》甲乙本由故宫的顾铁符、罗福颐等专家整理出来。
后来，因为老人家眼睛不好，小字看不清楚。
专家组，研究了个办法，把上海出的线装书改排成大字本。
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苏亦肯定不具备这个能力。
但，他确实忽略了老先生视力的问题。
不然，之前抄写字体的时候，就可以适当放大。
这个遗憾，只能由他亲自来补救。
苏亦亲自把文章读出来。
那么多篇文章，肯定不能全部都读出来，老人家也没有这个时间跟精力全听。
苏亦读完他感兴趣的部分以后，就开始分享院刊复刊以及审稿之间遇到的趣事。
最后，老先生又问苏亦是谁的弟子。
这个问题，不需要苏亦回答。
旁边的刘北汜就帮忙回答，“他北大宿白先生的研究生。现在跟高铭先生学习古文字，也跟周一良先生学魏晋南北朝史。”
都是熟人。
刘北汜先生之所以提及高铭周一良，是有深意的。
因为唐兰先生离开北大之后，一直被返聘到北大上古文字课程。
后来，他精力不行了，考古专业古文字的专业课就由高铭先生担任。
当年，唐兰先生几乎把自己的讲义都交给高铭先生。
这是一个传承。
至于周一良先生，当年，唐兰先生在天津的时候，就给他当过好几年的私塾先生。
也是有师承关系。
刘北汜先生特意点出来两位先生，就是想告诉唐兰先生，苏亦跟他是有学脉传承关系。
果然，老人家一听到这话，立即眉开眼笑。
还饶有兴趣考究苏亦。
“你都读了我哪些书了？”
汗！
幸好之前，读过不少。
“著作部分《殷虚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还有《中国文字学》都过完了。文章部分主要是集中在考古领域，早年的《洛阳金村古墓为东周墓非韩墓考》看过，后面，70年代写的部分，基本都看完了。”
“我不信！”
这个时候，不能说话。
苏亦只好继续说。
“《永盂铭文解释》；
《史（臣舌）簋铭考释》；
《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
《座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
《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
《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
《何尊铭文解释》；
《SX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
《用青铜器铭文研究西周史——综论BJ市近年发现的一批青铜器的重要价值》；
《西周时代最早的一件铜器——利簋铭文解释》；
《略论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铜器群的重要意义——陕西扶风新出墙盘铭文解释》。
这些文章都看了。”
这一下子，老人家信了。
“小家伙可以的，能够把这么多文章的名字都给记全了，就不容易。那么你喜欢哪一篇呢？都看得懂吗？”
苏亦说，“一开始看不太懂，看了好几遍，然后用工具书辅助，才看懂。至于喜欢哪一篇？这个不好意思，不过我用《何尊铭文解释》的原文跟同学们做个演讲，然后写了一篇《宅兹中国》的小文章。”
于是，老人家又来兴趣了。
等苏亦从何尊扯到“满蒙回鲜藏之学”的时候，老先生之说好。
还跟苏亦分享他当年在东北的经历。
原来，1931年5月唐兰先生应金毓绂邀请赴沈阳编辑《辽海丛书》，同时，应高亨之邀于东北大学讲授《尚书》。
恰逢，九一八事变，其时唐兰先生不惧时艰，潜留沈阳，以亲眼所见日军的暴行，用悲愤的“楚囚”为笔名，于10月在《北洋画报》上发表文章《呜呼！土肥原的仁政》，公开点名揭露关东军头目本庄繁中将和土肥原大佐假仁义真侵略的面孔，称他们是“这班种远东战争祸根的宝货”，文中也批判了麻木不仁的国人知识分子，对国家危亡漠然视之的行为。
说完，望着苏亦说，“你们这一代，不错，对祖国有发自内心的自豪感。你更好，这个年纪就知道从何尊铭文开始论述咱们中国的由来，进而通过研究曰本史料揭露他们的狼子野心，真不错。”
这一天下午，老先生谈兴很浓。
跟苏亦说了很多当年的事情。
还说，“其他人，我的故事他们已经清楚了，你是小辈，应该第一次听，应该不会嫌弃我这个老头子唠叨。”
事后，唐复年先生说，这一天下午，是唐老住院那么多天来，最高兴的一天。
说，故宫院刊复刊，替补了他生前的一个遗憾。
作为故宫主管业务的前院长，唐兰先生为院刊复刊之事，出力极大。
对此，苏亦也觉得很自豪，能够在老先生离世之前，把样刊赶出来，也算是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当天，苏亦离开医院的时候，唐复年先生还特意把他送出病房，说了好多感激的话。
“著名历史、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唐兰同志，于一月十一日因病逝世，终年七十九岁。唐兰同志追悼会一月十九日在BJ举行。故宫博物院党委追认唐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以上，是1979年1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唐兰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消息中的一段话。
追悼会，这一天。
苏亦作为小辈，也参加其中。
国内学界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学者，多不胜数。
很多，之前在长春见面的学者，再次相见，满是嘘唏。
作为跟唐兰先生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单位，故宫跟北大，来的先生尤其多。
因为在52年院系调整之后，唐兰先生才被调入故宫，正正二十多年，从普通的研究院一路到故宫主持业务的副院长，从未调离过。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得知唐兰先生病危，苏亦跟故宫的杜迺松师兄需要第一时间赶去医院探望的原因之一。
在此之前，苏亦虽然没有见过唐兰先生，但从学脉传承来说，他算是“唐门”的三代弟子。
因为不过从高铭先生或者从周一良先生两位先生哪一边来算，他都是三代弟子。
很多人并不知道，唐兰先生跟周一良先生的亲密关系。
1924年春，唐兰先生经罗振玉介绍至天津实业巨子周学熙家设馆授教，周一良先生即为其当时的弟子，直至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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