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学考古()”
（先占坑，我把八千字写完，再替换。这章也没法看。都是重复章节）
高铭先生提及的先生，大多数他印象深刻的。
他提及到余逊先生，就是著名文献学家余嘉锡之子。
余嘉锡曾经是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42年的时候，48年的时候，当选中研院人文组院士。
当年，人文组一共有28位院士。
民国时期，那些大师，几乎囊括其中。
比如中国文学方面，就有胡适跟余嘉锡，遗憾的是，刘文典跟唐兰两位先生都没能当选。
哲学方面，就有陈垣、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等人。
史学方面，就有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人。
考古学及艺术史方面，就有郭沫若、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梁思永等人。
为啥到了后世，人们依旧觉得民国时期大师多。
这些大师，指的是哪些大师？
直接从48年中研院选出来的一批院士，就知道具体都有哪些了。
如果觉得院士名单还不够全面的话，那么继续了解他们的候选人名单，那基本上囊括其中了。
说回余逊先生，绝对是家学渊博。由他上中国历史文选，是北大历史系学生的幸运。
这个幸运，苏亦他们没机会体验了。
也只有诸位先生的口中，才会听到关于他们的故事。
高铭先生，提到世界史的杨人楩以及张芝联两位先生，也提到中国是余逊张政烺两位先生。
当然，张政烺先生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我们的专业课，主要是放在二年级和三年级上的，中国古文字学，上面一班是张政烺先生讲的，我们班就换成了唐兰先生讲。唐兰先生算是张先生的老师了，因此，他的名气更大。我们当年还是很高兴的。”
“甚至在唐兰先生给我们上课之前，我就读过他的《中国文字学》，开始唐兰先生来北大讲课，后来，唐兰先生就不来了，换成我们去故宫上课了。”
“后来，连同中国美术史中的绘画和陶瓷部分，也都在故宫上，因为给他们上这部分的先生也是故宫的徐邦达以及陈万里两位先生。每一个星期都要乘车去故宫上一天的课，中国就在故宫食堂吃饭。而课堂就在坤宁宫后面邻近御花园的西北隅小房子，好像名叫‘静……
同样也提及考古专业方面的师长。
比如之前提到的夏鼐先生，还有接下来提及裴文中以及安志敏两位先生。
“当时，吕遵锷老师是裴老的助教，而李仰松老师则是安志敏先生的助教。这也是为什么吕遵锷跟李仰松两位老师分别上旧新时期两门课程的原因。”
“裴老的故事，估计你们都清楚了，那我就跟你们说说，安先生的故事吧。”
“安下手呢讲课很卖力，总是满头大汗，内容也讲得不错，有条有理，比较也比较记，他的最早将中国新石器文化进行分区，也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分期与年代有所探讨。”
“苏亦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找一下安先生的文章《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物质文化》拿过来看一看，应该是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八期，这是关于中国新石器文化最早的全面概述，功不可没。”
“当时，仰韶文化还没有分歧，可以讲的材料很少，安先生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半坡、庙底沟都还没有发掘，更谈不到其他遗址了，所以，安先生讲课内容就是他研究的成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说各位先生讲述都是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原因，因为除了他们的成果，能讲的并不多。”
“关于安先生讲述的知识点，除了上面提到的文章之外，剩余的就收录在58年考古所出版的《考古学基础》里面，这是考古所培训的专用教程。现在，也有些落后了。因为严文明老师编写的讲义还有他关于仰韶文化的研究，都有了不少的成果。不过都是在安先生的基础上，做了补充以及拓展。这个方面，安先生走在前面。”
这是苏亦第一次在北大诸位师长的口中提到安志敏先生。
安先生性格分明，在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象形。在跟他合作过地方系统考古人员之中，安先生有些盛气凌人。
因为他从北京来的。
是考古所的专家。
属于首都来的权威专家，但因为性格的原因，在跟别人的合作关系之中，总会把关系弄的比较僵。
有些高傲。
而且性格直来直去。
从高铭先生口中描绘出来的安先生的形象，也可以窥视一二。
一个在课堂讲课，都能讲得满头大汗的先生，性格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
这样的先生，性格往往有些火爆。
也算是复合，苏亦对安先生的形象认知，不过高铭先生口中的安先生更加形象生动而已。
苏亦也不是一个只会闷头听故事，啥话都不说的学生。
他不是一个闷葫芦。
听着高铭先生讲课越来越深入。
苏亦也忍不住发问，“高先生，我听说，当年咱们考古专业还有《中国美术史》这门课程，是哪位先生上的啊？”
高铭先生说，“这门课名义上是郑振铎先生讲的。据说，我们上面年级开这门课时，正先生亲自讲过绪论。到了我们班，虽然正先生没有来过，但课程上仍保留他的名字，就文史楼阅览室张贴的各门功课指定参考书目录上也是这样。”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