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先生没来之前，苏亦曾经对比过，他跟苏秉琦先生编写的《战国秦汉考古》讲义有何异同。
苏秉琦先生编写的《战国秦汉考古》讲义跟俞先生72年以后编写的《战国秦汉考古》的讲义，在框架上没啥明显改变但在内容上却有了明显的改变。
比如第一章，依旧是战国、秦两个历史时段。
但内容确实做了一些调整。
光说还看不明白，但对比两本讲义的目录，就比较清楚了。
苏秉琦先生版本，第一章战国、秦：一、文化特征与材料分期；二、铁器的使用和农业；三、手工业；四、商业；五、军事；六、城市和社会生活；七、埋葬；八、文化艺术。
俞先生版本，第一章战国、秦：第一节，冶铁术的发生及其作用；第二节，列国城市的发展，第三节，埋葬制度反应的社会变革；第四节，青铜手工业的发展和楚国漆器工艺的表达；第五节，商品货币发展的标志——金属铸币的流通。
仅仅对比两个版本的讲义，就可以看出来两位先生的治学风格。甚至可以从这些都可以窥探出一些学术思想的端倪。
了解苏秉琦先生的人，都知道苏先生的学术思想的核心就是类型学。
类型学方法早已被苏秉琦推演到极致，由分析一种器物（瓦鬲）到一种考古学文化（仰韶），再由中华文化的六大区系类型到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辩证法，运用得至臻纯熟，业已达到其顶点。
苏先生最开始研究类型学的着作就是1948年，发表的《瓦鬲的研究》，从瓦鬲研究再对各种文化分区研究，再到后来的区系类型理论再到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的说法，类型学的研究贯穿始终。
苏先生的弟子，张培忠先生后来选取了六个标志性事件对中国考古学史进行分期，这六个标志分别是：
1.1921年，安特生主持的仰韶村发掘。
2.1931年，梁思永揭示的后冈三叠层。
3.1948年，苏秉琦发表的《瓦鬲的研究》。
4.1959年，夏鼐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
5.1975年，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学术讲演。
6.1984年，苏秉琦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重大课题》讲演。
六个标志时间，将中国考古学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基本上以10-15年为一个发展阶段。这个分化中，苏先生的文章入选三篇，占有一半，个人主观性极强。
凸显出来苏先生在新中国考古学的地位。
也可以从这些时间中，窥视到苏秉琦先生学术思想的核心所在——类型学。
那么回归到俞先生。
从他版本的讲义，又能够看懂什么东西呢？
能够看出来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冶铁技术，没啥好说的。
列国城市发展，也属于城市考古的范畴。
然而，回到第三节，这里面的内容就很明显了。
建国以后，国内考古界也开始提倡要建立马克思主义考古学。
何为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就是马克思理论指导下的考古学。
这个方面，就需要从社会关系入手，因为社会关系研究的是人而不是物，早年间，苏先生就因为研究瓦鬲陶器这些器物学受到冲击，说他研究考古学只搞物研究人。
那么研究人，就要从社会关系开始。
所以早年间，俞先生对考古学的研究也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后来俞先生有一本书《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就是他关于社会形态研究的成果总结。不过这本书在学界内，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却充分反应俞先生的学术思想。
此外，讲义的第四节青铜手工业的发展和楚国漆器工艺的表达，尤其是楚国漆器工艺的表达这部分内容，也突出了俞先生的研究特点。
这都跟他早些在考古所的工作经历有关。
1954年毕业后，俞先生被分配到考古所，参加了半坡的发掘。还挖了一个月的白鹿原唐墓。夏鼐先生就让他写白鹿原的发掘报告，所以当时在西安唐墓分期方面做了一点工作。1955年报告定稿，1956年发表。
俞先生写白鹿原报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收集汉长安城的材料，并作实地调査，结果找到了阿房宫遗址。又在沣西发掘了半年，从陕西龙山到东周。
这段时间，对俞先生来说至关重要，田野能力飞速提升。
大家都疑惑，阿房宫遗址是怎么被发现的，这部分就有俞先生功劳。
只不过阿房宫遗址的面积，一直到李毓芳先生当阿房宫考古队领队以后，才确认阿房宫因为战乱没有来得及建完，并没有杜牧《阿房宫赋》描述的：
“它从渭南到咸阳覆盖了三百多里地，宫殿高耸，遮天蔽日。它从骊山北边建起，折而向西，一直通到咸阳。”
更没有被大火付之一炬。
所以了解这些前辈的经历，也是学习考古学一个好的切入点。
苏亦一直鼓励大家从人物关系学习考古学，了解俞先生的生平，很多考古常识，自然而然就梳理起来。
有了这段经历。
俞先生在讲解秦汉考古的时候，必然会讲到汉长城遗址，讲到阿房宫遗址。
这两个都是八十年代以前，秦汉考古最出名的考古遗址。
跑题了。
回到俞先生当年在考古所的工作经历。
1955年底，俞先生到洛阳跟夏先生搞黄河水库调査。
1956年初，他到三门峡搞栈道调査，坐羊皮筏子过了黄河，找到了很多唐代、北魏甚至汉代的题刻。那天共发现了一百多处。当天晚上到洛阳，第二天他就给夏先生写信，写了十六页纸。
夏先生立即决定正式勘察，调了五六个人，干了ー个多月。之后在陕县刘家渠挖了半年多的汉代和隋唐及宋金墓葬，并找到了陕县上村岭的号国墓地。
俞先生在三门峡的发掘经历，也是他正式切入楚文化研究的契机。
不然，也不会有讲义上所提及的楚国漆器工艺的表达。
前面提及俞先生是苏公的弟子，他肯定继承苏公的优良传统，在类型学上有极深的造诣，漆器也是一种器物，至于为什么关注工艺表达，就跟他大学时代的心愿有关了，这毕竟是一个兴趣爱好在美术史上的先生。
尤其在后来，随着俞先生在楚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以后，还提出了另外一个研究考古学方法论——文化因素分析法。
如果对李伯谦先生有研究的话，都知道李先生最早运用了文化因素分析法研究晋文化。
到88年还写了一片着名的文章《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系统论述了文化因素分析法的由来。
其实，俞先生也是国内最早系统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法研究区域考古的学者之一。甚至可以说这个名词就是俞先生提出来的。
不过一开始方法论并没有系统论述，但已经尝试运用在楚文化的研究上了。
甚至还强调文化特征包括了人类群体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化和社会关系的特征。
这个文化因数分析法显而易见，就是从早期研究社会关系再到研究楚文化器物艺术一步步上升归纳出来的方法论。
甚至，因为俞先生提出来的这个方法论，后来还有同门张培忠先生有过一个关于考古学方法论着名的学术之争。
这是争论到最后，张光直先生都出来调和他们的学术观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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