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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标题）邹先生的话锋转变，让苏亦猝不及防。
原来你是这样的邹先生。
面对这样的盛情邀约，苏亦能怎么办？
当然是要拒绝了。
然而，怎么拒绝却是一个技术活。
苏亦的拒绝方式也很简单。
跟搪塞王永兴先生的道理一样，苏亦说，“要不，我先回去问问宿先生，看他那边有什么安排。”
邹先生点头，“这样也好。”
至此，这事翻篇。
话题再次回归课堂。
邹先生又望向苏亦，“要不，你继续讲一讲？”
苏亦讲啥啊？
不讲。
连忙摇头。
邹先生竟然露出遗憾的表情，就连台下的学生也一脸遗憾，就连坐在旁边的王讯都忍不住问，“小师兄，咋不讲？我们还想听呢。”
苏亦瞪他一眼，“邹先生讲得挺好，我就不狗尾续貂了。”
这家伙竟然还贫嘴，“还好不是狗尾续貂蝉！”
“滚！”
这一次，苏亦终于克制不住了。
说实话，邹先生讲课，趣味性还是很足的。
他一开始讲教材。
讲他编著商周考古讲义的经过。
“你们现在使用的讲义是我56年从兰大调回北大任教的时候编写的，当时还是油印版，相比较之下，现在的铅印版就精致很多。”
邹先生当年在兰大的讲授《考古学通论》和《古文字学》，在西北师院还讲《商周铜器》，56年9月份被调回北大历史系任助教，主要指导田野发掘实习。
同时，也开始编写《商周考古》讲义，甚至还将郭宝均先生所编《殷商考古》改为《商周考古》。
要问邹先生研究生导师是谁？
他肯定会毫不犹豫的说是郭宝均先生。而不是张政烺或者苏秉琦两位先生，尽管这两位先生都是他的指导老师，甚至苏秉琦先生还参与具体辅导，但邹先生的学术思想显然是郭宝均先生一脉相承。
俩人都是研究商周考古的。
甚至回到北大，他开始的开设也是《考古学通论》商周部分。
不过，邹先生正式讲述商周考古课程，则是在57年。
从57年开讲，一直讲到现在。
邹先生对商周考古的研究，有多深入，可想而知。
苏亦才不愿意献丑，不然好丑的。
邹先生讲完讲义部分，又讲到他的求学之路。
跟台下的学生分享他是如何从法律系转入史学系以及又是如何走向考古这条路的。
这部分，苏亦不陌生。
但，通过旁人或者是其他资料去获知，跟本人亲自讲述，这两者体验完全是不一样的。
此刻的苏亦，有种见证历史的感觉。
既然讲到史学系部分，邹先生自然而然就讲到顾颉刚的《古史辩》，还讲到顾颉刚的著名史学观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还提到另外一句著名的话，“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邹先生说完，问，“同学们，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自然是不知道。
要是都知道。
就没苏亦什么事情了。
偏偏他们不知道，苏亦就被邹先生喊起，“苏亦，你跟大家说一说吧。”
之前，研究复试的时候，苏亦就曾经说过自己读过顾颉刚的《古史辩》，显然，这是邹先生记得了。
实际上，北大的诸位师长在学生年代的时候，没读过顾颉刚《古史辩》的人极少。
邹先生不仅读过还精读。
好在，他没问多困难的问题。
不然，苏亦就尴尬了。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邹先生刚才提到的，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这句话怎么了解呢？也很好了解。”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例如：周代，人们起初认为最早的帝王是大禹；到孔子时，人们心目中最早帝王向上提早到了尧、舜；战国时，文献里有了更早的黄帝、神农；汉以后的描述中有了更早的盘古。所以，就是时代越靠后，传说的古代史部分就越长，甚至后面连神话故事都出来了。”
“第二点，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这句话，也不难理解。例如，关于舜，舜被孔子时代人们看成是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里就成了全方位积极有为的圣人，到孟子时代增加了‘模范孝子’内容。”
“第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确切状况，但是，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例如，我们不一定知道实际的夏商史是怎么样的，但是，可以知道东周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夏商史。这部分，如何知道？自然是从古文献以及考古资料多个方面去了解的。”
“实际上，1923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这篇文章里，就已经系统地发表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学说。”
说完，苏亦望向邹先生，像是个等待表扬的三好学生。
邹先生给予肯定，“讲的挺好的。”
那么古史辩讲个啥？
就是单纯的辩论古史吗？
并非如此。
作为疑古学派的领袖人物，顾颉刚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要告诉世人古史不可尽信。
疑古学派把一批古书考订为伪书，对中国最早的古代历史产生了怀疑，因清理伪古史形成古史辩学派。
他的观点，安全就是动摇了人们一直以来的固有观念。
这样就彻底打破旧有的认知，使得中国上古史需要重新研究、认识和构建。
听起来，顾颉刚还挺牛掰的。
实际上，这位先生也挺牛掰的。
然而，疑古学派就没缺点吗？
不然。
到了后面，整个学派的风气就有些歪了。
变成什么都质疑了。
好像对啥都要质疑。
质疑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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