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学考古()”
(勿定，重复，喝酒中，有点上头了，晚上回去补上去。)
相比较要上一周劳动课的77级，78级的小伙伴就幸福多了。
不用上劳动课，也不用军训。
当然，开课是本科生的事情，对于研究生来说，除了每周的导师见面会，其他时间随意。
然而，那是对别人的，苏亦可没有那么潇洒，因为他没有读过本科，宿白先生直接让他跟着本科生上课。
用宿白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什么时候授课老师觉得他的水平可以了，他便可以自由选修课程。
他当初之所以报考研究生，不愿意读本科，除了高考需要考公共课程之外，更大的原因就是本科的课程太枯燥乏味，同样，也太基础了，还有就是时间太不自由。
都读研究生了，还跟本科生一样，天天按部就班在课堂被动接受老师传授专业知识，那这研究生白读了。
当然，宿白先生也不是真的让他跟本科生一样在历史系读四年书，要真是这样，直接把转入本科就行了，还留他当研究生干啥。
用大师兄马世昌的话来说，就是宿先生想要磨一磨苏亦这个小师弟的性子，同样，也想让他接受一下系统的本科课程，夯实他的历史基础。
于是，就这样，苏亦在北大的一堂课就是跟随着历史系的本科生在上中国通史。
依旧是文史楼的阶梯教室，而授课的老师名字让苏亦有些陌生——张光达。
不过来上课之前，苏亦多少了解对方的资料，知道这位老师是河北青县人，1953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是历史系的副教授，57年的时候，受到一些冲击，但，在北大历史系属于学术水平极为优秀的中青年教授。
没有错，31年出生，还不到五十年岁的张光达，在北大历史系已经属于第二梯队的的骨干教授。
再上面，就是邓广铭先生这些老一辈的教授了。
而且根据马世昌的讲述，张光达讲课水平还是很不错的。
更加难得是，他还通晓多种外语。
治学注意借鉴中外历史学家的经验，重视利用出土文书资料考证中外文献记载。研究重点为西域史地，特别重视研究唐代典章制度和中原文明对西域绿洲国家的影响、唐代以来多民族在西北地区的活动、各种文化在西域汇聚和汇合的过程。
直到后来，苏亦才知道到为什么老师为什么会在北大历史系存在感不高，敢情是八十年代末去法国了。估计研究西域历史接触太多，接触到他外国思想太多的缘故。
后来张光达出国以后，在法国溜达一圈以后，被台湾中研院评选为人文组院士。从这点来说就知道这位张老师身上的色彩有多浓厚了。
来之前，马世昌还对苏亦说，“你之前发言的时候不是提到蒙满回藏鲜之学吗？这些领域，跟张教授有重叠部分，你上他的课，或许有意外之喜。”
话虽如此，但苏亦真的跟着一帮本科生上通史课程的时候，意外倒是没有感受到，倒是，这位张教授挺意外了。
因为这老师见到坐在后面的蹭课的苏亦之后，上课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想到宿教授的高足也来听课，看来，我这堂课要好好讲了。”
瞬间，课堂又是一阵哄笑。
因为苏亦在历史系太出名了，想要低调都不行，就算他刻意坐在阶梯教室的后排位置也没用，照样被认出来。
“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是历史系的两门基础课，新生一进大学就开始上，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三个专业都在一起上课。
所以大教室里面七八十个人，这一哄笑，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苏亦的身上。
好在对于这种目光，苏亦都习惯了，也没有如坐针毡的感觉。
他连忙回话，“因为我没读过大学，所以想跟诸位同学一起来上课，如果张老师不介意的话，我以后时间允许的话都会过来，您看行吗？”
张光达笑，“自然是可以，咱们北大历史系的大课别说我们系的研究生，就算其他院系的学生过来，咱们都欢迎。”
也对。
北大各院系之间的大课，互相蹭课的学生特别多。
本科生研究生都如此，遇到自己感兴趣的课就去蹭。
教室的座位不够，就挤在过道上，实在不行，混在走廊上也可以。
这也算是这跟年代北大的风气。
到了后世，这种风气就没有浓厚。
这个时候，白寿彝的《中国通史》还没有出版，北大古代史中心出的《中华文明史》更是连影子都没有，使用教材的还是剪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要》，作为北大前任历史系主任，剪老在北大具有极高的影响力。
从1961年春开始，剪老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主编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资料》。除了特殊年代以外一直都是北大历史系中国通史的专业教材。
实际上，早在抗战时期，他就撰写了自己的通史著作——《中国史纲》，不过这本书重庆时期也才完成《史前史、殷周史》、《秦汉史》前两卷，甚至编著完毕，第一个就送给周总理观阅。
相比较《中国史纲》，作为通用教材用的《中国史纲要》这本书无疑更全面，然而，用后世的眼光来看，肯定有许多不足，但剪伯赞先生被称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说明他的开创之举，在这本书融入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观念。
从编著完成以后，都是北大历史系的主要通史教材。
实际上，这个年代，不仅仅是有《中国史纲要》，还有郭老《中国史稿》，不过《中国史稿》是郭老集社科院历史所全体之力编著的，而《中国史纲要》则是剪老集北大之力编著而成的，各有各有的优缺点。
大有分庭抗礼之势。
甚至《中国史稿》在编著过程中还发生编写组成员大量抄袭北大邹衡教授的讲义的事件，后来网络越传越离谱直接演变成为郭老抄袭邹衡教授的讲义。甚至还引起后面的事件。
不提这些八卦，在这个年代，这两本书都是优秀的通史教材。
对于苏亦来说，唯一的缺憾，就是意识形态太过于浓厚，当然，对于这个时代的学生来说，这依旧不可多得优秀的教材。
而且，跟大部分的通史教材一样，都是从史前时代开始讲述的，毕竟大家都熟悉的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到夏商周。
因为时代限制，考古材料有些不足，所以得出的结论往往跟现实有出入。
比如争议极大的夏朝，在这本书里面基本上给出了确定的答案。
这个缺点，不仅在《中国史纲要》里面，就连历博的中国陈列也存在这样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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