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学考古()”
葛兆光的《宅兹中国》，副标题就是：“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这个副标题已经说明这本书是论述“中国”的合理性。
好端端的。
作为一个文史著名学者，为什么要论述中国的历史。
主要是跟晚近以来学术界就有一种观念，以亚洲或者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历史。
为什么要论述亚洲的整体性？
其目的就是为淡化中国的同一性，简单来说，就是不承认中国有什么历史特殊性。
不仅仅从亚洲或者东亚论说，还从地方性来论说，比如曰本著名的“满蒙回藏鲜之学”。
那么啥叫满蒙回藏鲜之学？
简单的来说，这就19、20世纪之交，曰本的东洋史学逐渐成型，所谓“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之学迅速崛起。
那么好端端的，曰本史学为什么要来研究满蒙回藏鲜之学？
日本的兴趣从传统汉族中国偏向所谓“满蒙回藏鲜”的历史地理研究，与日本政界重建国际地位和扩张领土的野心有关。
“中野正刚(耕堂)曾经明确地以《大国、大国民、大人物———满蒙放弃论を排す》为题，以传统中国的历史兴衰来论证日本争霸与扩张的必要性，他说中国变弱始于秦始皇筑长城自保，他认为“我国乘新兴机运，渐有台湾，并朝鲜，向满洲与蒙古发展的曙光出现，若于朝鲜国境筑长城，守四方，弱士气，这岂非亡国之兆””
“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不再把过去的清国即“中华帝国”看成是庞大的“一个”，而是借用欧洲流行的“民族国家”新观念，把过去所谓的“中国”解释成不同的王朝，这些王朝只是一个传统的帝国，而实际的“中国”只应该是以汉族为主体，居住在长城以南、藏疆以东的一个国家，而中国周边的各个民族应当是文化、政治、民族都不同的共同体，所谓“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都只是中国之外的“周边”。”
好家伙。
一下子，就把中国周边的众多领土从历史上论述成中国的周边了，而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甚至，不认同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
在日清战争爆发的刺激后曰本国民对亚洲大陆越来越关心，觉得日本作为亚洲民族的自觉日益高涨，面对西洋文化，出现主张独特的东洋文化，这使得他们对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都产生了“有如国土”的感觉。
这种情况下，也刺激了曰本学术界继续重构中国。
听到这些，台下的学生愤慨不已。
觉得小曰本太嚣张了。
甚至，还有人提问，“难道咱们中国学者就这样任由小曰本这种解读咱们中国的历史？”
“只要研究历史，就会涉及到涉及国家、民族与四裔，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学术界，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章太炎、王国维，都曾注意到国家、领土与历史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当大清的天朝大国的想象，在西洋和东洋列强的威胁和打击下破灭之后，人们会开始注意到一个拥有清晰边境和自主主权的国家的意义。”
“然而，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中国学者并没有在学术上进行反驳？像曰本那样想成一种从政治到学术去重构中国的合法性呢？”
“原因很简单，当时，大清的太乱，从当朝宰辅到士大夫学者都有各种分歧，甚至，李鸿章希望专注海防，塞防回撤并无可惜，而左宗棠则极力发对，觉得祖宗基业不可轻言放弃。”
“自动如此！”
显然，台下的学生是认同左宗棠的做法，甚至还有人叫嚣着李鸿章就是卖国贼。
嗯，学历史的学生就是这么可爱。
苏亦也不矫正他们。
继续发言。
“而晚清学界由于国家与民族认识分歧，，也分成两派了。一派觉得以大清帝国疆域为现代中国，另一派则觉得要以长城以南汉族中国为现代中国。”
“有人延续着大清的帝国空间的政治观念，满蒙回藏都要属于一个大中国。毕竟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他们试图把原来庞大的帝国人口与空间纳入一个现代国家之中。而有人则受到满清王朝压力下滋生的反满情绪和欧洲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只承认汉族所居的十九行省为中国，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宣称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甚至觉得对于中国来说，满洲甚至还不如曰本近。”
这种，日亲满梳的现象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中山先生，甚至觉得为了革命成功，可以把满、蒙之地统统送给日本，中国建国在长城之内（参看杨天石:《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并没有实现，也表明了晚清时期，国内对“中国”认识的差异。
“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呢？中国那么多著名的学者，就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吗？”
“有的！”
苏亦摇头，“并非如此。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是有彼此较量和竞争。不仅早期欧洲东方学与日本东洋学有彼此较长论短的心态，中国学者，无论是没有出洋的陈垣，还是深受西洋学术训练的陈寅恪、傅斯年、胡适，都有非常深的把汉学中心从法国巴黎和曰本京都移回来的想法。”
苏亦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汉学中心会在法国巴黎。
顺带跟台下众人科普一下伯希和的中国西域探索之旅。
以及伯希和对东方学的研究。
话题再次回到民国学者对边境的研究问题上。
“九·一八事变后，曰本关于满洲的研究兴趣大大高涨，正是在这个时候，傅斯年专门写了一部《东北史纲》。在这部书中，他却专门驳斥日本学者满蒙非中国论，他坚持用东北而不用满洲，认为这是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很显然，不仅讨论东北或者满洲，包括讨论西藏、新疆、蒙古和朝鲜，中国和曰本学者思考立场和研究策略往往大相径庭，这无疑告诉我们，文史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不得不面对一个各自不同的学术策略与思想立场问题。”
“实际上，早在傅斯年之前，就有学者关注这些问题，19世纪起国内逐渐对西北史地之学、蒙古历史语言之学发生过关注，获得了丰硕成就，并且促使中国传统考据学向国际近代历史学初步转向。但是，真正对于中国周边的近代性历史地理研究，却是稍后在欧洲和日本的东洋学，即所谓西域南海之学或满蒙回藏鲜学的刺激下，才较明显地发展起来的。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那个时代，一些敏感的学者们开始参与到西北地理、辽金蒙元史、域外文献的译读、中亚各种宗教研究等国际性的课题中。就连后来对满蒙回藏研究很深的日本学界，在明治时代起步时，都不得不借重中国人如张穆、何秋涛、李文田的著作。从此，这个新领域的关注空间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汉族中国，而更重要的在于所谓的西域研究了。”
“毕竟，在古代，所谓中国性首先是文化而非种族的。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里说：“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里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诸夏是以农耕生活为基础的城市国家之通称，凡非农耕社会，又非城市国家，则不为诸夏而为夷狄。”
钱穆先生从文化的重要性来论述中国的合理性。
这是引用。
也是苏亦的过渡。
不管写论文还是演讲，都要有自己的观点。
“说到，这里，那么我也想提出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欧洲不同，中国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间是从中向边缘弥漫开来的，即使不说三代，从秦汉时代起，‘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语言文字、伦理风俗和政治制度就开始把民族在这个空间中逐渐固定下来，这与欧洲认为‘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晚近的新现象’不同，因此，把传统帝国与现代国家区分为两个时代的理论，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意识观念和国家生成历史。”
实际上，这也不是苏亦自己的观点。
这是《宅兹中国》的原文。
“从这点就可以论述曰本学者所谓的满蒙回藏鲜之学，并不合理。这只是一些西方或者反华学者从地方性以及整体性来围攻，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与中国识相的“同一性”。”
“我们不应该从民族国家中去拯救历史，而是要在历史中去理解民族国家，或者说，在中国历史中去理解中国。那么咱们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逐渐演变成为民族国家的呢？我觉得是从宋代。”
哗！
这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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