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子钧没有吊人胃口，直说，“其实，乙区的探方变小，主要是因为举办考古培训班需要，所以，2月份的时候，在甲区的西面，继续开挖了7个探方，河乙T1-T7，规格基本是3×8平，加上隔梁，乙区揭露面积为210平。”
“培训班的待遇也是可以啊。”沈明环绕四周，笑，“估计整个遗址，不把探方弄小了，都不够培训班这种如狼似虎的家伙分。”
这个家伙就是在调侃。
培训班把探方弄小，更多是为了方便教学，甚至，防止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
“甲区这边已经清理完毕，只剩下乙区还有一些收尾工作，小苏你要不要下去挖几铲？”
苏亦摇头，“算了，先不打扰工人师傅们作业，不急一时。”
如果一开始发掘的时候，他过来，那肯定会长时间蹲守发掘工地，但，现在工地都属于收尾阶段了。
重点应该放在整理资料，而不是铲土了。
没有想到曹子钧，却说，“来都来了，讨个吉利，铲一铲可以的。”
说着，就跟工地的工人拿过来两把手铲分别递给苏亦跟沈明。
说到考古工具，大部分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洛阳铲，其实不是，而是手铲！
实际上，考古一直以来用得最多就是这种手握的平头铲。
这种手铲一般是一侧两边开锋，另一侧有一个凸起方便持握，配以木质手柄。
现在工艺不发达，所以大部分都是木柄，后世还有塑料手柄的平头铲。
不过，塑料手柄握感不好，所以大部分考古工作人员用的都是木柄手铲。
对于考古人而言，一把适合自己的手铲很重要。
在田野发掘的时候，都习惯性给自己的手铲上写上名字，然后一用就是几十年，最后偌大的手铲只剩下汤匙那么小。
对于深耕田野的考古人员而言，手铲于就跟老烟枪的烟斗一样，从不离身。
其实，手铲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意义，就是传承。
老师把陪伴自己多年的手铲赠送给心爱的弟子，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
前世，苏亦的第一把手铲就是自己的研究生导师赠送的。
还篆刻自己的名字。
不过，这一次却没有。
他只是在省博实习，而且导师也不是杨式挺，估计杨主任也不愿意越俎代庖替宿白先生给他赠送手铲。
所以，苏亦接过临时手铲，然后开始从隔梁下探方，学着沈明的样子，开始铲土。
这一个动作，象征意义更多。
基本上都是用手铲像抚摸着大地的肌肤一样，轻柔，小心翼翼的，生怕弄疼对方，嗯，也就是探方里面的遗物。
现在也铲不出来啥东西，但现在的探方，已经可以看出东西来了。
曹子钧顺势讲解，“从甲乙两区的发掘情况及乙区南断崖，嗯，在乙区的南面有一个断崖，所暴露的地层堆积看，文化层堆积总厚度150-285厘米，甲乙两个区域的地层堆积也大致相同，自上而下基本可分为四层。”
田野考古的地层堆积，可以说是考古学文化遗存的载体。
弄清楚一个遗址的地层堆积状况，为遗址的年代和分期，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和条件。
河宕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并不复杂，文化层之间层次分明，比较简单明确的。
也容易就辨别。
从探方的剖面都很有很清晰的分界点。
当然，文化层，也不是随意划分的，而是要根据土质、土色及其包含物以及遗迹的叠压打破关系来划分地层。
这面涉及到一个考古基础知识——考古地层学。
曹子钧有些自嘲，“我毕竟不像杨队他们一样是科班出身的，我是半路出家的，所以对于一些理论知识也弄不太明白。比如考古地层学什么的。”
说完，望向苏亦。
苏亦会意，接过他的话，“其实，考古层学的概念也不复杂，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奠基人就是梁思永先生。尤其是在30年代对安阳殷墟后冈遗址的发掘中，梁思永先生在地层学上证明了小屯、龙山和仰韶文化的年代关系，也就是著名的后岗三叠层，赢得了中国考古地层学之父的美誉。不过我也只是会理论，具体分辨土质、土色我也只是纸上谈兵。”
曹子钧说，“从这段话，你就比我强太多，我只是看过杨队他们是如何分辨的，自己却不行，我更多是做辅佐工作，比如测绘，画图，登记整理资料之外的，具体发掘，布方还得杨队他们来。所以，这个方面，我能够教你的不多，反倒是我向你学习了。”
苏亦谦虚，“曹哥，你可别笑话我，我真的只会纸上谈兵。”
曹子钧笑，“你这还是纸上谈兵，我连纸都不配拥有了。”
这个时候，存在感一直不是很高的沈明，忍不住了，“不像我，只会埋头苦干，我说，你俩，能不能别聊了，师傅们都等你俩挪开脚呢。”
考古工地的工人师傅，除了专业技工之外，还不少当地雇佣的村民，尤其是大型遗址所在地的村民，基本上都是熟练工种了。
比如，二里头遗址附近的村民，只要地里没活，摇身一变就是考古工地的发掘工人。
而且，考古工地上经常会有人过来参观，除了考古研究人员，还有各色各样的名人领导学生什么的，所以，见到苏亦出现在这里，也不意外。
甚至看到曹子钧带着苏亦观看探方，都很懂事的给他们腾开位置。
实际上，这些工人也喜欢看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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