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比利苦笑着说道：“老大，你可能还不了解大明的情况。大明的地方官以抵制税赋为荣，靠抗税来收揽民心培植声望，尤其是江南地区，再重的税推行下来，都给打了折扣。明朝抗税的风险成本太低，绝大多数的情况，都是闹再大也打不了罢官回家了事，可一夜就蹿红了。一场狠闹换名满天下，比今天的炒作还灵。
哪怕是明朝横征暴敛最严重的崇祯年间，崇祯为了‘弄’钱眼睛都红了，真正从民间征上去的税赋，也不过是百分之七八十。可就是收来的这些，要么被当地官绅巧立名目刮走，要么路上被层层扒皮，真正送到崇祯手里的，基本没几个钱。
可到了清朝就狠多了，不管是谁‘交’不上税就要追责，一级压着一级，当官的要保乌纱帽，做吏的要保饭碗，所以收税季节，兵丁就如狼似虎扑来，凡是‘交’不上税的家庭，管你多么困难，家里的田产全都抄没，有人倾家‘荡’产‘交’不够，竟被捆在树上拷打。
据历史记载，仅康熙三年这一年，有县城就为催‘交’赋税，连续打死了六百多乡民，其中不单有苦农民，竟还有基层的官吏，一位六十八岁的老乡官更当场被虐打至死。在平三藩的时候，清朝还曾‘弄’过“十年并征”，也就是在富庶地方，一次‘性’征收十多年的赋税。
这种做法放在明朝，早就翻了天，但清朝的士绅百姓们，却是宁可变卖家产借高利贷，也得‘交’上。倘若有丝毫拖欠，哪怕功名在身的书生，也逃不过捆绑虐打！我们虽然不会像满清那样拿着钢刀收税，但是在大明对税收普遍抵触抗拒的大环境下，对中原各地的抗税偷税的商人、士绅地主，也绝对不能手软。”
听周比利说了这么的一大堆，李明也来了兴趣。
“你说的确实在理，我们还真就没考虑到这种情况。汉唐时期动辄几十万大军的折腾，‘花’钱眼皮子都不眨，犒赏功臣大把给钱给地毫不心疼，宋朝时期更是富的流油，可是到了商业极度发达的大明朝，出动个四五万兵马打仗都会把国库掏空。
一个政权靠什么来维持，就算傻子都知道靠税收，可大明的税收真可谓是糟糕透顶，.uanshu.ｍ地方的藩王勋贵、士绅官僚各个富可敌国。朝廷一旦要加商税，满朝文武就巧立名目、引经据典的加以阻止，如果加农税，他们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因为他们不用‘交’农税。
未来我们要想在中原进行税法改革，必然会遭到中原传统封建势力的强烈抵制，在大明这个全民抗税的大环境下，虽然税务改革的初期，我们可以动用远东军端着刺刀去地主家收税，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若是没有一个强力的税务执法部‘门’，‘弄’不好几十年以后，又得变成全民抵税抗税的局面。”
李明说到这里，想了一下，然后说道：“老周，回到北京以后，你和老钱、兴浩坐在一起对你提出来的这两个隐形的监察机构，还有那个税务执法部‘门’，好好的研究一下，然后尽快拿出一份报告‘交’给我，由我提‘交’董事局委员会进行讨论。”
周比利点了点头道：“其实我们几个早就商量过，这个想法也是我们一起想出来的，他们两个怕挨骂，所以就让我先和你碰一下。其实我们已经初步拿出了一个方案，只是通过这次严打，我认为这个方案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对方，回去以后我们还要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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