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的授课内容是《大同集》，这几天生病了，暂时还不能来上班。
第一堂课《礼记》，授业先生叫张尓岐。
崇祯末年，鞑子劫掠山东。张尓岐的父亲挺身而出，孤身杀死两个鞑子，被活捉之后残忍杀害。他的三弟同样惨死，四弟都快下葬了又活过来。
鞑子入关之后，张尓岐和四弟烧掉时文，表示断绝科举之意，此生永远不在满清做官。
他之前一直在山东教书，后来被请到南京讲学，如今已因学术名满天下，被特招进翰林院担任经学馆硕士。顾炎武拜读了《仪礼郑注句读》，佩服其经学造诣，遵奉张尓岐为“卓然经师”。
文华殿的一间精舍，就是太子的读书之所，隔壁的内阁官吏们正在忙碌。
赵匡桓来到端正作揖：“拜见张先生。”
张尓岐起身还礼，随即握着戒尺：“太子请入坐。”
赵匡桓与张尓岐对坐，中间摆放着书案。
李颙站在旁边随侍，胡梦泰坐得更远。身为太子宾客，胡梦泰自顾自，似乎懒得关注授课情况，但他其实耳朵一直竖着。
周围，还有一些官吏，亦有专人记录上课的内容。
张尓岐说道：“太子殿下，此言之后，此屋之中，没有君臣，只有师生。太子若是顽劣不守规矩，戒尺该打还是要打的。”
明朝的第一位太子朱标，就经常被老师打戒尺。
听了这话，赵匡桓觉得眼前的老师太严肃，心里不高兴之于又有些肃然忐忑。
张尓岐说道：“读书，首先要明志。不管是前明旧朝，还是我大同新朝，孩童在开蒙之后，为何要先学《大学》？《大学》就是让人明志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读书人一生的志向。今后不管是经学史学，辞章杂学，这些学问，都要围绕自己的志向展开。这些话，别的先生可有讲过？”
赵匡桓回答：“讲过。”
张尓岐又说：“我教人读书，读哪本书是有先后顺序的。经学书籍，依次是《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诗经》、《易经》、《春秋》、《周礼》、《仪礼》、《礼记》。史学书籍，依次是《纲目》、《前编》、《续编》、前明《通记》和《大政录》。杂学书籍，依次是《大学衍义》、《补西山读书记》、《文献通考》、《治安考据》、《文章正宗》、《名臣奏疏》、《大明会典》。”
这位先生，五经俱通，且精研史学和杂学。
张尓岐继续说：“陛下让我做太子的教习，只教《礼记》，不能依次教授，此事实属无奈。但该说的，我还是要说。宇宙本源，太子应该学过。我这一派，气为本，理为末……”
“咳咳！”
正在低头的胡梦泰，突然就咳嗽起来，提醒张尓岐不要添加私货。
张尓岐欲言又止，终于还是没再继续，迅速转回正题上来：“太子可曾学过《礼记》？”
赵匡桓回答：“中学课本里，有《礼记》的节选章节。”
张尓岐对此非常不满，他觉得四书五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知识体系。中小学生，只学节选章节，已然把知识搞得七零八落。
不过，张尓岐并非什么道学家，他的学术也是偏向于经世致用的。
从气为本、理为末就能看出，他虽然研究的是程朱理学，但对程朱理学进行了颠覆。气为本，即注重物质研究，注重对世界的探索，注重经世致用的实践。
张尓岐又问：“太子可知，何谓‘礼’？”
赵匡桓回答：“就是礼仪规矩。”
张尓岐说道：“也对，也不全对。礼，从大处讲，是制度，是公约。从小处讲，是修身之术。律法，其实也是一种礼，但那是已经礼的底线。”
“世间许多事情，不能全靠律法，否则根本管不过来。就如熟人相遇，互相问候是礼节，但不问候也不违法。陛下制定的《大同乡约》，就是一部乡间礼制。它劝人向善，劝人互助，不遵守不会违法，但要被邻里左右戳脊梁骨。”
“君臣之礼，夫妻之礼，长幼之礼，这些礼法礼制，能维持朝廷、家庭、社会的运转。何谓礼乐崩坏？就是礼法不合用了。礼法不合用，人人不安其位，这世间的乱子就来了。”
赵匡桓突然问：“先生，礼法不合用了该怎么办？”
张尓岐说道：“那就得求变。树挪死，人挪活，没有什么是万世不变之法。但变法须谨慎，自古变法之人，稍不注意就会万劫不复。变法之要，首在情与利。礼要合乎情，才是正礼，才会让世人服气。礼还要合乎利，因为人人逐利，违背天下之大利，这样的礼法没人会遵守。”
“情与利……”赵匡桓若有所思，突然来一句，“不是情与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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