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林忙于开发东北和将注意力倾注于古巴战场的时候，1898年的大清朝，却是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情——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的如期发生，让张林再一次见识到了历史的惯性，同时也让张林看清了变法的实质——无非就是一群追名逐利之人玩起的一场政治游戏。历史是一个大舞台，不甘寂寞的人一旦登台露脸，总会倾尽全力地卖力表演，肆意地在历史画卷中涂涂改改，妄图着整个世界会因为自己而改变。可事实证明，英雄大抵是时势造就出来的，而历史大抵也由胜利者书写。
后人们所知晓的历史之中，往往存在太多不被世人所知晓的真相。古往今来，曾在历史画卷中留下过灿烂一笔的那些造反者们，他们做那些惊天动地之事的初衷，或许只是为了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而已，根本无关那大无私的为国为民。人都有不安定因素，聪明的人往往喜欢打着为无私为公的幌子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因为这样会让他们更容易达到目标，而且还能凸显出自己的伟大。
就拿这场戊戌维新运动来说吧，如果那些妄图变法的维新党人物，真的是想救整个中华民族于水火，他们转而投归已经崛起的大华即可，根本没有必要再去妄图拯救那已经不可救药的大清朝廷。即便是在前世没有张林存在的清末，维新党发动维新运动的动机也并不单纯——作为维新派的绝对支持者，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想借着维新派的力量得到一个皇帝的真正权利；维新党人物们，则是将自己升官发财以及施展自己政治主张的希望倾注在了光绪皇帝的身上，幻想着借此平步青云，并最终得到这个国家的权利。这场维新运动，与其说是一场救国救民之壮举，还不如说是一个无权皇帝与一群失意政客之间的一次狼狈为奸。不论是在前世还是今生，这场维新运动的实质，就是一场政治游戏。
说得再直白一些，维新运动，就是维新党迫切地想要得到权利而发动的政治阴谋。洋务运动，让一大群洋务大臣得到了国家权力。那些初涉政坛的维新党，同样也幻想着通过一次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来得到这个国家的权力。洋务派、维新派，甚至是发起太平天国运动的洪秀全，他们的所作所为，真正目的都只有一个——权力！
不得不说，慈禧这个老女人乃是当今清朝之中真正明白时局的人物，否则，她也不可能得到李鸿章等一大群实权人物的大力支持。维新之初，慈禧是支持变法的，因为她看到维新派提出的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等主张，确实是关乎国计民生，确实是能够富强这个国家。维新后期，急躁的维新派因为迫切地想要得到权利，实现“君主立宪”，甚至不惜发动一次针对大清权利中枢的政变，这才让慈禧这个老女人看到了维新派发动变法的真正动机——弱皇权，消灭专制。再开明的人，也不可能去支持一群想要推翻自己甚至是消灭自己的人。这就注定了维新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
张林原本以为，大华帝国的存在会直接导致戊戌变法的不发生。而事实证明，张林错了。戊戌变法，如期地发生了。
虽然整个的中国的形势已经因为张林这个变数的出现变得与历史走向大不相同，但戊戌变法的大致经过却是与历史上近乎一模一样。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参与者，同样的结局。
1898年6月11日，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进行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发动了这场政治改革运动。该变法主要内容为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不错，变法的内容乃是学习西方，而且要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是学习正在迅速崛起并且已经打败了日本的大华。在这些变法者眼中，执掌大华帝国的华武大帝张林，只不过是一个乱臣贼子而已。
张林，虽然自立为帝，但他却站在了整个封建制度的对立面。在这些妄图通过的方法图谋自救的清廷维护者眼中，消除地主阶级的土地改革是绝对不能在大清境内实施的，让所有人都上学念书的教育制度更是会让封建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农民免税、商业减税等农商政策更是会让整个大清王朝直接破产。所以，这些基本上出自地主阶级、官僚阶级、资产阶级的维新派人士根本没有办法学习张林。向张林学习，就相当于变相地认可张林，承认张林叛国的做法乃是正义之举，这将直接动摇整个大清王朝的根基。再说了，维新党如果真的动机纯良，并且真的想学习张林，还不如直接投归到大华的旗下来得直接。
维新派妄想富国强国，但却是幻想着只通过一次改良来达到这一目的，其失败是必然的。其实在张林的眼中，大华的存在已经给那些企图拯救整个中华民族的仁人义士指明了一条很好的道路。这场跟闹剧近乎无异的百日维新运动，根本就不应该再次发生。
可事实上，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维新人物，竟然全部都参与到了变法之中。
戊戌变法的发生，而且与历史上一模一样，这让张林瞬间看到了变法的实质——权利追逐。没有崇高的为国为民，无关豪迈地富国强兵，一切，都是为了追权逐利。
事实上，发生于1895年的公车上书也如期发生了。不过，公车上书，却根本不是康有为这个举人发起的举人联名上书，而是以翁同龢为首的大清高层发动、由京官组织的上书行动。当时，刚刚在南方实施叛乱并快速控制了南方的张林很快又凭借着强大的海军击败了日本，迫使日本帝国向当时的华政府投降，并逼迫日本签下了让日本丧权辱国的《甲午条约》。打败日本之后，张林撇开了甲午海战中一败涂地的大清，并以战胜国的身份与日本缔定了《甲午条约》，不仅迫使日本开放了大量通商口岸，更是从日本帝国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这等行径，让整个大清朝既是畏惧又是眼馋。所以才有大批京官上书朝廷，请求朝廷对南方的张林“有所行动”——有些官员认为，既然清军的北洋也曾参与对日作战，故而大清应该也算是战胜国之一，理应与南方的华政府共享战胜日本的好处；以翁同龢为首的大清官员，则是认为应该立即出兵剿灭张林，消除南方祸患。可最终，这场上书因为官员们政见不一，吵来吵去也没个结果，便也就无疾而终了。
至于康有为等举人，其实也有联名上书之举，只不过康有为等举人的联名上书，也不知道是没往上递呈还是被朝廷所阻，反正是没传到光绪皇帝那里。在后世之中，很多历史学者认为，举子们发动的联名上书，主要发起者根本不是康有为，当时的康有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参与者而已，被后人不断谣传的公车上书，只不过是欺世盗名的康有为在给自己做政治宣传。也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所谓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作为历史事件其实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所以说，举子们发起的公车上书的事情是有的，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并形成了对维新变法有利的社会风气应该也是有的，但是康有为只是顺势而为的其中一个微乎其微的人物。
张林，一直都不太认可康有为。康有为此人一生共计娶了六位太太，在49岁的时候还娶了一位年仅17岁的美国华侨。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简直就是倒行逆施。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复辟失败后，康有为曾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足见其品行之劣。而在1919年，年逾花甲（当时康有为61岁）的康有为竟然又娶了一位18岁的少妻，而且还是在家贫的女方家婉拒之后，仗着自己的钱势“坚持要求”。
康有为的种种“劣迹”，让张林对这位维新领袖并无太多好感。在已经身为大华皇帝的张林眼中，康有为，这个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成功逃往了日本的维新派领袖人物，只不过是一个思想局限、手段下流的欺世盗名之人而已。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的这等大无畏的豪气曾让张林对谭嗣同极为敬重，甚至可以说是敬仰。不过，妖清时代的谭嗣同却是同样参与了变法。单从这一点，张林便可以肯定谭嗣同参与变法的真正目的，恐怕也不是为了所谓的救国。康有为参与维新，是为了从光绪皇那里得到权利，而谭嗣同，这位颇有游侠之风的人物，参与变法，恐怕有逐名之嫌。而在得知谭嗣同这位前世名满天下的变法第一烈士，竟然也曾开出过一份向英、俄出卖蒙古、新疆、青海国土，以筹款变法的策论的事实之后，张林对谭嗣同也就直接失望到了极点。还好谭嗣同没能涉足清廷的权力中心，否则中国的蒙古、新疆、青海等国土怕是真有可能被他给卖掉。后世都说谭嗣同“激进”、“不拘一格”，但其“激进”到想要卖掉中国的蒙古、新疆和青海，这种“不拘一格”未免有些过份。
这些维新党不择张林而择光绪，有很大原因是想借着这场政治变动给朝廷换血，并借此进入满清的权利核心，或为名，或为利，或为权。所以，张林只得选择一种冷眼旁观的立场。在张林认为，如果这些维新党真的是想救国，想救这个民族于水火，他们就应该学习李恩富、严复、詹天佑等真正开明的国人，主动投归在大华帝国的麾下，务实地为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百姓做一些实事。康有为是个伪君子，谭嗣同更近乎是个卖国贼，这等维新党人，张林根本不会将其视为人才。或许，这些维新党却是有着独到的政治主见，但从21世纪重回这个时代的张林，根本不需要那些维新改革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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