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慰亭在船上的时候已经从李鸿章这里得到了一些有关高丽的情况，在仁川港下船之后，袁慰亭跟着李鸿章到了中国驻高丽的办公司接过了自己新办公室的钥匙。然后，袁慰亭对李鸿章说道：“李局长，我准备去高丽实地走一圈。”
“哦？”李鸿章用锐利的目光盯着袁慰亭。他心里面同时出现了两种感觉，第一种感觉自然是从干校回来的袁慰亭更有了进步。韦泽在光复党内强调了各种制度，其中之一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说法，包括在各种情况下该如何调查，有条件到处跑、没条件到处跑、看文件、听报告。在这些情况下该怎么进行调查，遇到情况暂时满足于何种程度。制度化的内容让情报收变成了一门学问。袁慰亭的级别可以让他去高丽转一圈，通过实地考察了解高丽更具体的情报。
在感叹袁慰亭认真态度的同时，李鸿章的第二种感觉就是嫉妒。这些年轻干部们太幸运了，党和政府通过学习和讨论把这些顶级豪门的才能拥有的认识理念和认识方法教授给他们。在满清官场上，若不是真正的嫡系，谁也不会努力把非本派系的人培养成合格的官僚。
李鸿章有出身，有老师，还有磨砺的机会，所以他对光复党的干部培训体系的理解极为深刻。在这样的体系下，只要本人肯学肯干，都能达到李鸿章现在的水平。而袁慰亭这种有点天份的年轻人，如果一路顺畅的话，最终能达成超过李鸿章的成就。
这种认知对李鸿章来说是个很不爽的经历，现在中国能够上学上进的人比满清岂止多出百倍，不成器的家伙依旧不成器，可大批有潜质的年轻人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李鸿章接受了韦泽的指派，写过有关高丽封建制度的报告。所以他看得很清楚，这帮生猛的年轻人固然无法完全摆脱基于“血统和派系”的旧有羁绊，可他们已经从搬把凳子都要死人的封建义务中解放出来了。靠着自己的才干与能力，优秀的年轻可以振翅高飞，去实现他们自己的理想与抱负。
看着袁慰亭已经跃跃欲试的准备下去搞调研后大展拳脚的模样，李鸿章心中的种种想法凝结成了一句话，“我老了！”
当然，年老也未必不是优势。批准了袁慰亭下去调查三周的申请后，李鸿章就去见了高丽的大院君。高丽国内局势已经是干柴遍地，执掌大权的闵妃集团权倾朝野，反对闵妃集团的人需要一面旗帜，这面旗帜自然就是高丽现任国王高宗的父亲大院君。李鸿章觉得自己老了，大院君比李鸿章还大了三岁，进入暮年的感觉往往会让曾经站在权力中心的老者们做出更多有意思的选择。
李鸿章已经不显胖，大院君更显得清瘦些。双方一谈话，已经61岁的李鸿章就觉得自己还有足够能力。如果是袁慰亭这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谈起政治来很容易直来直往。可是和大院君这种在权力中心浮沉几十年的老狐狸一比，很容易就暴露了自己的底线。当然，在袁慰亭这些人看来，早早的把利益一谈，剩下的就是讨价还价。到最后大家还是为了利益才能走到一起，也不能说这做法就是错的。不过身为封建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李鸿章还是不支持这种做法。
两位老人家就最近的天气进行了讨论，接着讨论起铁路客运与货运，再接下来就是铁路员工的工资问题。高丽朝廷承诺的工资已经连续12个月没发，所有铁路员工的薪水都是靠铁路自己营运来支持。还有就是高丽新军训练进展缓慢，反倒是闵妃集团借机拖欠旧式军队的军饷，弄到武卫营和壮御营14个月没有开饷。
于是大院君哀叹韦泽陛下偏心，对高丽关心不够。李鸿章则认为高丽年轻人太好嬉戏玩耍，老成持重之人对政务放手太多。两个60多岁的老先生跟拉家常一样说来说去，温文尔雅，毫无火气。甚至透着点无可奈何的味道。
年轻人们别说不会采取这种手段，即使让他们在旁边听着，很多年轻人只怕完全不懂老先生们在谈什么。
例如袁慰亭，他支取了出差费后立刻跳上火车开始环高丽的行程。在火车上，袁慰亭拿着那些数据报表仔细研究，每到一个车站，袁慰亭就下车开会。最近的工资，人事，招工动向。袁慰亭此次的回来的身份是高丽铁路与电报总公司主管安全的副书记，基于这个身份，袁慰亭副书记做出了指示，“根据之前的经验，春节期间更要严抓安全措施，反扒，反盗，所以要成立数量更大的安全队伍，确保春运安全，把铁路工作搞好”。
“可是咱们人手不足，抽调人手组织反扒、反盗窃，正常的运输工作会遭到影响。”车站的站长以及货运科负责人对此都有些不解。
袁慰亭正襟危坐，神色严肃认真的说道：“我是这样认为的，铁路上这些年旅客被扒手偷钱，铁路各站物资被偷，甚至还有专门扒火车的犯罪集团。如果能够消灭这些猖獗的犯罪份子，节省下来的损失足够雇佣更多的保安人员。放纵犯罪份子只能让更多的刁民铤而走险。只有让他们知道铁路有足够的能力保卫自己，才能扼制近期针对铁路越来越猖獗的犯罪行为！”
这么一讲，铁路车站的负责人觉得也很有道理。不过中国来的铁路人员觉得高丽毕竟不是中国，铁路系统在中国从来不是执法机构。若是按照袁慰亭的说法，高丽铁路与电报总公司大有私设公堂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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