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书剑恩仇录》———云烟霜雾的青春忧郁，
跌跌撞撞的青春梦想。
1956年《碧血剑》———人物看起来发飘，不真实。
故事读下去俗套，没深度。
1957年《射雕英雄传》———绝非完满无缺，然而光芒四射。
郭靖如‘铁马秋风塞北（或漠北）’，黄蓉如‘杏花（或桃花）烟雨江南’。恰因南辕北辙，成就珠联璧合。
《射雕》是金庸的第三部作品，至此，金庸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之前的《书剑》《碧血》只能算作金庸的试笔，写得也还好，终究不过如秋水时至、浩浩汤汤的钱塘江水，至《射雕》，方才望见大海，欢腾怒湃如海宁潮！
何平《侠义英雄的荣与衰》是我读过最好的几篇论金文字之一，他认为郭靖是‘刚毅木讷’‘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的‘刚儒’，“映现了原儒（战国之前的原始儒家—刘注）有天下之志的圣王气象。”
论文学价值，后期的《笑傲》《天龙》《鹿鼎》明显高于《射雕》。何以‘新儒家’的殿军余英时先生反而说“《射雕英雄传》最合我的口胃”？何平先生的论述，是最好的答案，跟余先生契合的，是那份‘原儒情怀’。
夏济安先生最早也有意撰述武侠，读到《射雕》，对友人说：“（李世民这样的）真龙天子已出世，我只好（像虬髯客那样）到扶余国去了。”
同时期看报上连载《射雕》的，还有张五常先生，他也对朋友谈过这部小说：“如果《水浒传》是好文学，那么，《射雕英雄传》也是好文学了。”
我亦云然。
1959年《雪山飞狐》———精巧绝伦的艺术杰作，一字增删不得，情节丝丝入扣、无懈可击。体现了高绝的艺术手腕与深致的古典情怀。
1959年《神雕侠侣》———此书有金庸笔下最光彩的人物（郭襄），最经典的场景（追日），最感人的对白（‘我的过儿长大了’），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神雕侠侣》成为一部支离破碎的作品。
《神雕》文气并不畅顺，情节安排也非一气呵成，‘硬抝’的地方，不是一处，而是多处。
像一件雕塑作品，细部完美，整体失败。
1960年《飞狐外传》———《外传》续《雪山》，狐假虎威，狗尾续貂。
文笔稍嫌板滞。主题先行，胡斐在这部书中颇具‘高大全’的身姿。
1961年《倚天屠龙记》———“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次可以吗？”“我对你说：不是到次，乃是到十个次。”《马太福音》
张无忌是传自古波斯的‘明教’的教主，却感觉他身上有着基督的真精神：“要爱你们的仇敌。”
基督教与其它宗教一大差异在于对‘一夫多妻制’的反对，而张无忌与韦小宝最有‘多妻’嫌疑。
韦小宝滥情为自己。
张无忌滥情，不想让每个女孩为自己而伤心失落。
张无忌性格不够统一，另外，金庸其他作品武功神奇如张无忌者，不少，但张无忌武功在小说情节发展中起的作用，总嫌太大。
1961年《鸳鸯刀》———像是今日‘笑匠’们的杰作，刻意搞笑，一点都不好笑。
结尾抖出的那个‘包袱’，说是‘仁者无敌’！这个，也不好笑，但是可笑。吾国自古以来，是‘仁者无敌’？还是‘厚黑摄政’？
1961年《白马啸西风》———“唉，你心里真正喜欢的，常常得不到。别人硬要给你的，就算好得不得了，我不喜欢，终究是不喜欢。”
佛家所称‘人生苦’除‘生、老、病、死’外，还有：‘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
徒唤‘奈何’！面对命运的无力感觉，感伤的田园（或草原）牧歌。
1963年《天龙八部》———方死方生，亦枯亦荣。阴阳为炭，万物为铜！
东挪西借了四句话，聊以塞责。《天龙八部》堪称博大，深感自己对这部作品把握不住。幸好有陈世骧先生那两封写给金庸、主谈《天龙》的函牍在，有此两信，我再说什么，都是妄言、赘语。
1963年《连城诀》———金庸的《天问》，强烈的质疑、极端的绝望，怀疑一切，厌弃一切。
此书作于1963年，是金庸创作的转折点。此前八年（5562），金庸笔下的侠士基本上保持了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此后九年（6472），书中的英雄，多‘彷徨于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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