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我们一行共六人，陈林判五年和我紧挨着坐在一起。我感觉的到他比我更害怕，囚车一出洪山看守所，穿过城区驶到高速上。这一路上一点都没变，路边的建筑，树林，行走的人，依然如故，改头换面的仅我一人。
囚车下高速，拐几道弯，来到一座人烟稀少的山路边上，就开始放慢速度行驶，我知道，我们即将到达这趟旅途的目的地。
或者，也是起点。
车停在军山监狱的铁门前面，旁边正是长江。押车的民警与守卫武警办理了交接手续。少时，电动铁门徐徐打开，囚车缓缓驶入。在大门和监区的隔离地带稍作停留，接受电子摄像头四面八方的监视搜索，确定正常后，第二道大铁门才慢慢打开。我明白，该是到站下车的时候了。
押车民警很快发出指令，我们随即抱着自己的行李走下汽车。他们每个人都大包小包的带着衣服，被子等物品。只有一个我一人是手中拿着几本书和一个写满日记和文章的本子。民警就在这栋楼前与少管的干部校验文书。那些文书并不复杂，除了起诉书的副本之外，还有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等。校验完毕后，押送民警逐一打开了我们的手铐，交给了负责接收的监狱民警，然后十分满足的领着把我们所“卖出”的钱离开了。之后听人说我最多只能卖三百块钱，而与我同行而来的陈林至少能卖一两千元，因为他刑期长，参加劳动给监狱带来的经济利益大。
我们被带到入监队的大操场上，一字排开，各自的行李放在各自的脚边，一眼望去，操场上站满了人，像部队里的军人一样整齐的站着，在接受新兵训练似的。干部站在队前点名，他的声音平淡的没有一点感情。挨个叫着犯人的名字，喊到谁，谁就大声喊“到”。点名之前被命令脱掉衣服，然后一丝不挂地挺直站好。按指示统一两手向前伸直，手心，手背翻来覆去的检查。又让张开嘴巴，看看口腔和牙齿，然后放下手臂自己抬起生殖器让干部查看有无性病，又做了两个深蹲，再弯下腰来检查双手能否触地，口中不停地询问：“得过什么传染病吗？得过肝炎。肾病，结核，性病，麻疹吗……”
我机械地一一回答“没有”，最后检查皮肤，又问：“身上有脓疮吗？有疤痕吗？有刺青吗?腹泻吗？……”之后将我右胸的纹身（美国水兵标志）登记在案。
检查完身体，穿上衣服，重新入队。按要求我们每个人双掌贴膝低头行走，双手不可摆动，头不可抬高东张西望，只能看自己的脚尖走路，没走两步，民警在队伍后面喊了声：“停下，靠边。”大家便一起止步。给过往的干部让行。
六个犯人，全低着头，靠操场一角站着，民警和训练员（同是罪犯身份，负责协助监区干部的管理人员）简单交接之后，双手背着就悠然离开了，我知道真正的黑暗即将来临。
“全部给老子蹲下，双手抱头。”
六人迅速按指示做出动作，内心怦怦直跳，无不因恐惧而颤抖，训练员的话音刚落，我偷瞄着地面上的影子，发现已站了好几个人，心想肯定得挨打了，训练员依次喊着我们的名字问话，我是第三个被点名抬头回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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