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虞刚刚接手了幽州刺史的位子，这已经是他第二次主政幽州了，第一次任幽州刺史那还是光和初年的时候。幽州是大汉的北大门，鲜卑、乌桓、夫余、秽貊时常劫掠边境，以往的刺史采用的是军事对抗方针，以暴易暴，但夷族凶残，却是羸弱的汉兵所不能抵挡的，所以边境一直都无法安宁。刘虞到任后，改变了对夷族的政策，以德化之，开通互市，夷人可以拿马匹牲畜和汉民交换粮食布匹盐铁（仅限于铁制生产生活器具，武器级别的铁器自然严格禁止的）。
夷族不用劫掠也能换回自己所需要的物品，自然乐享其成，幽州边境难得出现和平局面。刘虞也因功迁任宗正。宗正是九卿之一，主管宗室事务，虽无大权，但却是朝庭重臣，俸禄优厚，就连刘虞都认为在宗正府颐养天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黄巾乱起之后，时局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程远志统兵五万进犯幽州范阳，幽州刺史郭勋及涿郡太守刘卫并属下万余人全军皆没，无一活口，朝野为之震动。最后灵帝只能任命前幽州刺史刘虞复任，节制幽州诸路兵马，以御黄巾贼寇。
汉时的官吏制度很奇怪，在地方上，设郡、国，其长官为太守和国相，这二者是平级的并列的，是二千石左右的官，在他们的上面，是州一级建制。但州不是行政区，是监察区，州的长官是刺史，其主要职责就是巡察下属郡国政务，年终遣吏到京城向司徒府汇报（上计），劾奏不称职的郡国长官。
刺史的俸禄比太守低得多，只有六百石，也就是说刺史比太守的品秩至少要低好几级，如此以卑辖尊，以下制上，美其名曰可以防止职务犯罪，但后果却是刺史职卑权轻，往往被下属的太守国相们制衡，发生重大的突发事件时无法及时处置。
到中平五年的时候，在宗正刘焉建议下，各州废刺史而改州牧，以位高权重的朝庭重臣担任，才算是解决了这个弊端，但后来引发的一系列深刻后果却又是朝庭始料未及的。
刘虞此番就职幽州刺史，却不仅仅是担任监察官的，皇上亲授都督幽州内外诸军事，持节，银印青绶，也就是将幽州的军政大权都交在了他手中，虽无州牧之名却有州牧之实。其实不光是幽州，其他各州刺史的权力也都相应地提升了，汉末的州一级建制从监察区向行政区悄然转变。
但乱世却有着乱世的麻烦，上一任刺史及属官在范阳之役之中全师覆灭，刘虞现在可是光杆司令，所有的幕僚属官都得他重新招募，但一听是去幽州，平日里挤破脑袋也要放外任的候补京官们个个摇头，毕竟官位虽好，但也得有命去当。无奈之下刘虞只能带着几个亲信的人北上幽州。
虽然有皇帝给的银印青授，但幽州各郡的太守并不买帐，拥兵自重，不服调遣，其中态度最骄横的莫过于刚刚出任右北平郡太守的公孙瓒，以乌桓犯界为缘由拒不前往幽州救援，大有一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之意。
其他的太守虽然没有象公孙瓒这般公然抗命，却是阴奉阳违，以军容不整，军械不齐为由搪塞敷衍，虽然承诺派兵过来，但却也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
可幽州不能等，据斥侯探报，在范阳大胜的黄巾渠帅程远志已在结集大军，不日将进犯涿郡。涿郡是幽州的南大门，一旦有失，幽州必将难保。上一任太守刘卫在范阳阵亡之后，朝庭已经任命了新的太守，但也不知是新太守贪生畏死还是别的原因，迟迟没有到任。刘虞无奈，只能亲自将幽州刺史官署迁往涿郡，暂代涿郡太守之职。但他的麾下，却只有可怜巴巴五千人马，要想打败十倍于己的黄巾，无疑是痴人说梦。上一任刺史率上万兵马都被黄巾军屠戮一空，可见这批黄巾凶残之极。
刘虞急召幕僚们商议。从事程绪道：“黄巾贼势浩大，凶残暴戾，范阳一役，三万军民皆被屠杀贻尽，现在涿郡城中人人自畏，军心涣散，恐不能力敌，不如退守幽州，以待援兵。”
涿郡的困难，刘虞不是不清楚，但新官上任仗还没打就夹着尾巴望风而逃，这恐怕也不是刘虞的风格，他只是皱皱眉，没有开口。
校尉邹靖站了起来，朗声道：“不可，涿郡乃幽州门户，涿郡有失，幽州如何能守得住？黄巾贼势浩大，若要轻易拿下涿郡，必定更为猖狂，幽州全境恐难保也，唯今之计，只有死守涿郡，打压黄巾气势，方为上策。”
邹靖本是北军的一军侯，此次刘虞特征辟为幽州校尉，总领幽州军马。程绪文人出身，自然瞧不起一介武夫的邹靖，冷冷一笑道：“邹校尉何以为战？就凭涿郡城里的几千人吗？你可知道郭刺史可是带着上万的精兵都抵挡不了那些黄巾贼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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