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震接到消息的时候，正是朝食之时，他在吃早饭，食案上摆着两个白嫩的笼饼（馒头），几块千金碎香饼，还有一碗香喷喷的茗粥，如果盛装它们的不是奢华而精美的食具，还有四个清秀靓丽的白衣女婢侍候一旁，这顿早餐对于独孤震这等显贵来说，也算简朴了。
普通人一天两餐，权贵们正常情况下也是一天两餐，普通人要吃饱，权贵们要吃好。当然，奢侈者除外，荒淫奢侈，等同于肆无忌惮地践踏礼法，同样会遭到贵族们的抨击和孤立，为世所不容。当年先帝和文献皇后千辛万苦营建帝国，振兴战乱之后的中土，凭借的就是勤俭治国，尤其“俭”之美德更是深入到帝国“血脉”，渗入到国策的方方面面，短短时间内便把帝国由积贫积弱推向了空前的强大。
独孤震在生活上的节俭，与他姐姐文献皇后一脉相承，不遑多让。他信佛，捐助寺庙，乐善好施，坚信因果轮回，好人必有好报。事实上独孤氏传承几百年的历史很好地验证了这一朴素的宗教信仰。
独孤氏是匈奴人。北魏建立之初有四十六个大部落，匈奴独孤部就是实力显赫者之一。北魏皇族鲜卑拓跋氏与匈奴独孤部世代联姻，北魏的开国皇帝拓跋珪的两位姑母，就分别嫁给了独孤部的首领与王，而北魏第二代皇帝拓跋嗣的生母便为独孤氏。
匈奴独孤部为了生存，先是鲜卑化，接着汉化。如果追溯历史，独孤氏其实早在几百年前便融入了汉人血统，而且还是高贵的大汉帝国刘氏皇族的血统。史传，汉光武皇帝刘秀之刘辅的裔孙刘进伯，曾官至度辽将军，在攻打匈奴时被俘遭禁，其后代便是矢利小单于，为单于庭仅次于左右贤王的左右谷蠡王之一，其部落号为独孤。其六世孙罗辰随北魏孝文帝迁居洛阳，以部落为名，从此中土就有了虏姓豪族独孤氏。
几百年前便融有汉人血统的匈奴独孤部，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大草原上顽强生存下来，能够在风起云涌的中土创下一份世代传承的大基业，当然有其独到的生存法则。以今日独孤氏来说，以他为中心的、以血统和联姻为纽带的，融合了众多汉虏两姓望族的贵族集团，就是帝国政坛上一股非常庞大的势力，即便他的成员没有出现在中枢核心里，没有得到皇帝的绝对信任和倚重，但帝国的车轮每前进一步，都少不了这股庞大实力所发挥出来的巨大能量的推动。
后宫、外戚、阉宦不得干政，这是一项古老的政治法则，历朝历代都尊奉为金科玉律。拓跋氏为了保证王朝的传承，甚至制定了一条严酷的律法，凡继承皇统者，必杀其生母。这条严酷律法在宣武皇帝元恪时代废止了，因为他深爱自己的皇后胡充华，而正是因为这一律法的废止，直接摧毁了拓跋氏王朝，摧毁者，正是胡充华。胡太后垂帘听政，不但摧毁了拓跋氏王朝，更延误了中土统一的时间，让中土无数生灵惨遭涂炭。
先帝建国，得到了关陇贵族集团独孤氏一系的绝对支持，而以独孤氏为首的代北武川系迅速主导了帝国政治格局的建设，由此导致帝国的政局重蹈宇文氏北周之覆辙。
宇文泰和独孤信的残酷斗争、宇文护逼杀独孤信、宇文邕和杨坚的明争暗斗，表面上看都是争夺国政的主宰权，但从宇文氏重用关陇本土汉姓贵族，却又与独孤氏、杨氏联姻来看，宇文氏为了牢牢掌控关陇又不得不向独孤氏一系做出妥协。宇文氏一面以联姻来承认独孤氏一系的庞大权势，一面又以后宫和外戚不得干政为借口，把独孤氏一系赶离中枢核心。
然而，宇文邕一死，前功尽弃，江山转眼易主。先帝如何夺得的江山，他最清楚，他当然要设法避免重蹈覆辙，但面对庞大的以独孤氏为首的代北武川系，他吸取了宇文邕失败的教训，转而以妥协来代替斗争，说白了就是共享权力，杨氏和独孤氏共享权力，杨氏和代北武川系贵族集团共享帝国的权力和财富。
先帝有超群的政治智慧，文献皇后也要为孙后代考虑，在代北武川系已经掌控整个朝堂，已经主宰帝国国策，已经威胁到杨氏国祚的情况下，遏制和削弱以代北武川系为主体的整个关陇贵族集团的权势，也就成了迫在眉睫之举。
外戚不得干政再次成为政治斗争的利器，独孤氏完全退到“幕后”。独孤氏退出权力核心，成为先帝和文献皇后联手推行“以高度中央集权”为主旨的政治改革的标志性举措。接下来，以先帝为首的部分锐意改革的关陇汉姓本土贵族和以文献皇后为首的部分结盟在独孤氏周围的代北武川系虏姓贵族，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小心翼翼而又坚决果断地遏制和削弱整个贵族集团的权势，不遗余力地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
外戚不得干政导致了一个“恶果”，凡忠诚于独孤氏，或者与独孤氏有着直接联姻关系的，无论汉虏望族，都归属于外戚一系，整体遭到了严重遏制，在权力的分配中大受其害，由此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对财富的占有，比如汉姓陇西李氏，比如虏姓贺拔氏，日渐衰落，日薄西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这是不可容忍的事情，代北武川系再一次分裂，以杨素为首的、当权的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与武川系并不密切的部分关陇望族，与以独孤氏为首的、完完全全的代北武川系，在“改革”这个大前提下，彻底走向了分裂。中枢核心里，表现为高颎和杨素的激烈对立。
今上继位后，无论是高颎还是杨素，先帝时期的改革派，突然都变成了保守派，整个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变成了阻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最大力量。激烈权争中，先前一直受到压制的以独孤氏为首的代北武川系，突然变成了新改革派和新保守派极力拉拢的对象。
独孤氏选择了“中立”，理由冠冕堂皇，外戚不得干政。家事我可以过问，国事我绝不参与。这一立场赢得了皇帝的赞许。皇帝既担心外戚势力乘机崛起，又担心外戚势力倒向了保守派，患得患失之际，独孤氏的这一表态正和合心意。于是皇帝有选择性地提拔了一批外戚系大臣，一方面继续坚持把外戚势力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一方面又拉拢了外戚势力，以阻止他们反对改革。
这一举措或许是独孤氏世代相传的生存法则，但不符合代北武川系的整体利益。你独孤氏不去干政，那是你的事，但不能因为你独孤氏一族的利益而连累了整个武川人，让整个武川系在帝国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失去优势地位。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帮助皇帝打击保守派，但打击之后，我们必须替代保守派，无论是权力还是财富，我们都必须大量占有。
若要实现这一目标显然很困难，因为改革的主旨是高度的中央集权，皇帝和中央高度集权了，军权、行政权和财权都集中了，那么世家权贵尤其是占据地方利益的地方贵族的权力就小了，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和传承了，那必然就是生死大战。
中土四百余年的分裂历史造就了“门阀士族”政治，皇帝和门阀、中央和地方共治，已经成为中土分裂时期大小王国的主要政治结构，中央集权就像一件华丽的外衣，谁都不会也不能脱下来，都得整整齐齐地穿着，以维护彼此的脸面，维护正统传承、历史进步和礼法道义这些自欺欺人的金灿灿的“谎言”。
改革的阻力非常大，无论先帝和文献皇后，还是今上和裴世矩、虞世基、裴蕴这些改革派大臣，都是步履维艰，每时每刻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无一例外，在推进改革的策略上，都选择了以政治斗争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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