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去县里领取工作调令。
这天，我满面春风地走进县教育局的大院，走到院南的这排平房子的跟前，走进挂着“人事股”白牌的小屋子。我多么想能在这里见到我师范的同学啊。亲哥哥一样的严俊珂、葛旭东、赵金河、王志国，亲姐姐一样的郭焕平、李秀芬、腾淑荣、刘俊英、沸建英、李风琴，不会喝酒的秦风鸣，爱沉思的卢新春，忠厚诚实的李建国，还有很多的同学们，怎么一个也见不到啊？大概是他们的调令都取走了吧。
我问：“一九七七屇的师范毕业生，有来拿调令的吗？”
“差不多都取走了。”
“请问我分在哪里？”
“你叫什么名字？”
“刘宪华。”
“你是现在没有在学校代课吧。”
“是。”
“那就对了。你被分在别的单位。”
“别的什么单位？”
“我查查吧，啊，是龙华铁厂。”
“怎么会是这样，师范毕业为什么去铁厂？”
“没有为什么。领导怎么分配，你就怎么接收。”
“还有改变的希望吗？”
“领导定好的事情，是不能改变的。不对口的不是你一个，很多人都不对口。”
“你们定的这是什么政策？师范毕业去铁厂，傻子也知道不对，也知道这是笑话，这是儿戏。国家会出这样的政策吗？不会吧。”
“分配政策是省里定的。”
“省里那一条说师范毕业可以去铁厂？你说说。”
“省里没有说这么具体，但县里是按照着省里精神办的。省里的原则是分配，不管对不对口。现在，你说是接收还是不接收分配吧。不接收县里就把你的分配指标取消！！”可能是我的质问伤了他的自尊心，他涨红了脸，大声地向我喊了起来。
我的老天爷呀，怎么会这样？我说：“对不起，我问的有点急了。”
他说：“那就别再蘑迹了，抓紧回村开证明，去公安局办理户口，再到龙华铁厂报到吧。”
户口办好了。我看着这个带有县公安局的大红印公章的户口证，内心里充满了酸甜苦辣。我知道这个带有红印章的东西，意为着什么。在这个城乡差别、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差别极大的年代，我已经成为农村人做梦都向往追求的，高人一等的非农业了。
在铁厂上班，就是国家的正式职工，是铁饭碗，工资待遇也比教师高。比我在窑厂给人打工的生活更是优越得多了。有了这样一个铁饭碗对我亲爱的爸爸和亲娘以及我所有的亲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安慰了。可是人活着，并不完全是为了吃饭、养家、糊口，还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奋斗目标。我一个师范生进了铁厂，这又算什么呀。这样的分配我又是多么的不甘心和无耐呀。
为了我的亲人，我还是接受了这个现实。
第二天，我就骑着车子去龙华铁厂了。我走的是从我们村，过代庄、刘庄，再到朱河，直通王千寺，再到龙华的小路。走了五六十里的土路，就进了龙华镇。这龙华是我们景县的大地方。这里有通向全国的铁路----龙华火车站。一进龙华，就看到城西撒满黑煤的土路。路边道沟里的小草，也染上一层黑色。小风吹过，那绿色的叶子顽强地摇摆着，尽力地抖掉身上的黑煤，呈现出它本来的绿色。过了这段黑土路，就看到一条向东的小路，路上的尘土足有一脚深。车子在细细的像水一样的土上轧过去，身后噗噗地带着响声，冒起一道白烟。这细土经过千万的车辆辗过，竟然成了这般模样。尽管它被辗成了细粉，也从来没有屈服过。终于看到向南的那个大门了。我的车子在大门前站下。说是大门，实际上就是在两边的墙头中间，留的一个豁口。豁口的西边有一间小房，就是门岗。
我问守门的：“请问这是铁厂吗？”
“是。干什么的？”
“新分配来的。”
“进去吧。”
可是刚走进院子，就听到那门卫自语道：“又来一个白吃饭的。”
我不太明白他说话的意思，先是进办公室报到，领到一身蓝色的工作服，然后就走进一个有十几个人的大宿舍。
这宿舍的床上摆满了乱七八糟的被褥，脏兮兮的衣服，熏人的臭袜子。床铺下塞满了破鞋、洗脸盆、手巾和肥皀之类的东西。不要意为这些工人们太脏，别看上班时一个个都穿着一身油腻的衣服，浑身是汗味和腥臭味，下了班，全都往洗澡漟子里跑，扒下脏衣服，洗净脏身子，换上一身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新衣服，回到宿舍，再把自己又脏又臭的工作服洗好，才回到自己幸福温馨的家。那些还没有结婚的俊姑娘帅小伙子，吃过晚饭，在明亮的月光下，在静静的充满诗意的夜晚，会手拉着手，搭肩抅背，谈笑风生，非常浪漫地走向大街，压马路，逛影院，在城外田野的小路上幽会，在大树下聊天。这就是这个特殊的年代工人和农民不太一样的地方吧。农民不仅没有下班后的浪漫生活，甚至一身衣服一年到头也不会换换，好多人还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
这个宿舍里还有一份报纸，这是我觉得最新奇最感兴趣的。当年刚高中毕业喂牲口时，订份报纸要专门跑到中学去，还要让我们村的孩子天天捎。可是这报纸对这些工人来说，只是垃圾，因为他们谁也不会看这玩艺，他们对这个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父母和家人的生活。他们感兴趣的是自己一天、一个月、一年的工资是多少。那些年轻的一直没有找到对像的工人最感兴趣的，是自己怎么才能找到一个满意的老婆。他们更关心的是工厂的效益。因为工厂的效益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工资，关系到他们的饭碗子。因为工厂一旦没有活做了，或活少了，工人们就会很难正常拿到自己的工资。眼下，这国营的企业，活越来越少，效益越来越低，可是人确越来越多，这样下去，总有一天厂子会垮。这才是工人们最担心的。
所以对我们这批新进厂的工人，特别是我这个最不应该分到这里的师范生，他们不会拿好眼色看。好像我们的到来，就是来抢他们的饭碗，来抢他们手里的钱，几乎和抢盗没有多少区别。在他们的眼里，我就是最不受欢迎的人，是没有出息的无赖。他们恨不得扒我的皮，抽我的筋。所以，一进大门，那个门卫就说出了那样的话。一进宿舍，就更没有人理我了。我只有主动和他们说话。
那个低着头穿着白球鞋的工人在洗衣服，我问：
“你家是哪的？”
“我家是哪的和你有什么相关？操蛋，多管闲事。”
“你每天都回家吧，应该离家不远吧。”
“我的事，少打听好不好？！”
“咱们厂子是几点上班，几点下班？”
“你有病吧，几点上下班都不知道。”
我便不再说话，只是低头看着床上那张报纸。
有个人把洗好的旧衣服挂起来，嘴里乱哼着小曲说，小兄弟，别跟他一般见识，这两天，他和他老婆正闹情绪，老婆闲他往家交的钱少，怀疑他在外面勾引小姑娘了。
“操蛋，你才会勾引人家的姑娘。无耻！”他说完气乎乎地把水倾到地下，那水一直流到我的脚下。
我拿起他的盆，到外面打来一盆水，放到他的跟前，说：“哥，你的衣服还没有洗好，再洗一遍吧。”
他看了看我，不说话，把自己的衣服又洗了一遍，洗完，就换了一身新衣服，骑上车子回家了。
第二天，他回来，我就不敢再和他说话，又去看那张报纸。
我却主动的和我说话了：
“兄弟。报纸有什么好看的。”
我说：“有。”我就给他们说报纸的事。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有我认为他们会关心的新闻讲给他听。我发现他也很乐意听，宿舍的工人都乐意听。因为那报纸的东西，一经我的口，就变得生动和有趣。
再后来，他们有点能接收我了，愿意和我交往，愿意和我说话，甚至也帮我打水。
有一天，穿白球鞋的工人问我：“你有没有对像？”
我说：“没有。”
白球鞋说：“想找个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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