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两天就是高考了，我站在自家的院子里。
亲切的小院子，娘养的那些鸡在满院子扑拉着翅膀，不安稳地挠起一片片细细的土；可爱的小狗摇头摆尾上往身上扑；小山羊站在墙头边，伸着脖子，翘起可爱的小鼻子，向我大声地叫；娘坐在西棚子的小凳子上，往灶火里填着柴，炊烟在小西棚子的烟囱上方，轻轻缭绕，向空中升腾，香喷喷的米饭味飞得满院子都是。
娘做好饭，喊我到屋子里去洗脸，娘把脸盆放到我的跟前。我洗完脸，娘又把擦脸的手巾递到我的手中，再看着我擦脸，看着我坐到书桌前，然后又爬到床上把我的被褥一一迭平放齐。下了床，娘又挪动着那条伤腿，一瘸一拐地端走我的洗脸盆，拿走我的手巾。娘再一瘸一拐地把饭端到我的跟前来，用体贴入微的眼神看着我，轻轻地说：“小子，就热快吃。”娘把筷子递到我的手里。
看着娘瘸着的腿，我的思绪又勾起那段难忘的记忆：
一九七六年七月的一天，淅沥沥地下了一整天的雨，傍晚，雨停了，云散了，落日的太阳挂在的西边的树梢上。娘在院子里，一脚踩在水洼里，脚下一滑，倒在泥地上。娘扶着墙，挺直身板，咬着牙，大汗淋漓地站起来，顺着墙根，一步步艰难地走到屋里，坐到炕上，汗水把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妹妹喊来村里做赤脚医生的二大娘屋的三哥刘宪昌。三哥摸了下娘的腿，小腿已经骨折。三哥怎么也不会相信，娘摔得这么重怎么还能走进屋里。在三哥的安排下，娘来到衡水镇医院，这是有名的骨科医院。娘住院这天，正是学校放假，三哥和我二哥到学校找过我，没有找着。我和我们景县梁集乡赵庄村的同学赵金河，一起回家了。没有赶上去景县的汽车，我们坐火车到龙华下车，下车后还是没有通向我们县城的汽车。我和金河走小路，过庄稼地，步行六七十里路，回到各自的家。走进家门，屋是黑的。我点上煤油灯，看到爸爸一个人愁眉不展地躺在炕上。我说：爸爸，怎么了，我娘我妹妹我哥他们去哪了？爸爸告诉了事情的经过。
第二天，听到第一声鸡叫，我就坐了起来，洗了把脸，骑上家里的大水管的自行车去衡水。小路不熟，我走的是过阜城，通武邑，直奔衡水的大路。我在心里念着自己的娘，弯腰，弓背，蹬着大水管的木制脚踏板，奋力前行啊。
过了武邑，路上的车很少，路很宽，车子骑得飞一样快。迎面来了一辆汽车，一慌神，我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在坚硬的油漆路上。
汽车嘎地一声停在跟前，司机推开车门，瞪着牛一样的大眼，涨红着老虎一样凶恶的脸，喊起来：“你是不是活腻歪了，想找死啊！看不见车吗？要死就跳河去，别临死还找个垫背的！”
我没应声，爬起来，呆呆地坐着。司机脚踩油门，飞似地从我的身边绕过去。还好，捡了一条命。
我看了看自己摔得血淋淋的腿和胳膊，慢慢站起，试着走了几步，又甩了甩胳膊。还好，骨头一点没有伤着，伤得只是皮肉。
我扶起车子，跨上去，车子蹬不动。人没有摔出毛病，这车子的脚蹬拐子倒是摔弯了。
在这茫茫野地里，没有修车子的地方，如果找个棍子拨一下，应该也可以。可是这野地里一个小小的干棒也看不到。
路旁是一棵棵的大树。我把车子搬到一棵大柳树下，把脚蹬拐子靠在树上，屁股坐在树下绿草上，张开两只胳膊架着车子，蹬开双脚，踹着车子，咬着牙，瞪着眼，屁股顶进土里。哎呀呀，脚蹬拐子直过来了。谢天谢地，车子又可以骑了。
我再次跨上去，急急地赶路。走了一百三四十里路，终于看到衡水城了，看到我在这里生活了一年多的热土，看到城里冒着的黑烟，看到城里奔跑的汽车，看到城里川流不息的人流了，也很快就要看到我的亲人了。我要再快一点，快一点走进医院，快一点看到我的亲娘啊。
再往前走，就是衡水镇医院了。这年是唐山大地震的一九七六年，因为防震，医院的楼上是不能住人的。所有的病人都在远离大楼的一大块空地上。那些支起的大棚，军绿色的，一个个，一片片，满院都是。大棚内一个个无耐的病人，躺在床上，床边挂着吊瓶，那流动的药液从吊瓶里输到他们的血管里。大棚外的地上，也躺着很多的病人。有一个人却怪怪的，他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盘腿坐地下，折了的左胳膊放在腿上，右手拿着一根嫩绿的还带着刺的鲜黄瓜大口地吃着，嘴角上滴着绿色的黄瓜汤，脸上的肉皮一抖一抖地流露出让人不可思议的快活，边吃边咧着嘴对着他的儿女们笑。
“爸爸，看你，胳膊都这样了，还笑。”
“折了好，好。”
“爸，你胡说什么？疯了？”
“不疯，真的好，这样我可以不干活了，享两天福。老天爷是看我太累了，才这样让我歇歇脚。好。”
“好什么好，是干活受累好，还是摔折了胳膊受罪好。”
“还是摔折了胳膊好。”
老头的话逗得周围的人一阵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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