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戈文对自己的作品生平第一次改编成电影而患得患失的时候，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传了过来——
此前他和卫建国、陈红军愁的退伍老兵扶贫基金会的问题在经过陈红军和卫建国的反应之后，立马得到了上海警备司令部长的重视。 对于这样的好事，与陈红军同出身于a军的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听了大为兴奋，他当即就给已经从北京开会回来的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向守芝将军汇报，与此同时，他还联系了部队的其他同志，比如说a军的军长严建刚，比如说其他军区的一些老战友，比如说中央军委的一些大佬。
很显然，部队的各级大佬们对于成立退伍老兵扶贫基金会的事情也是非常的关心非常的赞同，给自己手下的犊子们谋点好处，希望他们退下来之后过的更好，这样的事情哪个不愿意？
于是本来只是戈文和陈红军、卫建国私自捣鼓的小基金会便在部队的长们中间慢慢的流传了开来，闲聊甚至讨论这个话题的老长们很多，甚至一些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打倒文革后平反但因身体原因而退居二线的老将军也都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他们老泪纵横的回想起那些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都没有的老革命军人在退伍后的落魄日子，然后让那些曾经的手下。现在已经开始走上新一代军方领导的部下们一定要落实好这件事情。
于是上海市的民政局接二连三的接到军方的电话，上海警戒司令部、南进军区甚至其他风牛马而不相及的军区长们。
这一系列的电话直接让一个个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们心惊胆颤，然后感觉拿不了主意的上海市民政局一把手一咬牙一跺脚就将戈文申请成立退伍老兵扶贫基金会的事情捅到了上海市市委书记的案头。
在八十年代部队和地方的关系还算融洽，民拥军、军爱民是一个伟大的传统。可是在一些地方，当地驻军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已经出现了小摩擦，上海市市委书记收到了民政局的报告，然后在市常委会议上经过认真的讨论，然后结合了国家的政策，终于拍板同意退伍老兵扶贫基金会的成立。
当然像这样的事情，上海市的常委是必须再向上反映和汇报的。于是这全中国第一家公民个体成立的慈善基金会就很快的登上了内参《红旗》摆到了共和国领导人的工作案头。
中央指示，对于私人个体做慈善事业要持支持的态度，但是这个社会团体不能违反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另外政府也不得出面表态，总体持不宣扬、不反对的态度。
批示是下了。中央却开始现对于宪法的第二章第三十五条，国家至今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法律，于是中央办公厅就接到了命令，密切关注退伍老兵扶贫基金会的展状况，看能够在下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
上海市民政局有了上级的指示。很快就对退伍老兵扶贫基金会的审批进入了实质性阶段，非但不像以前那样推诿，甚至还主动的出公函联系戈文，让他将相关建会的资料文件带齐，然后到民政局办理相关手续。
这正是六月十日早晨戈文从门口的信箱中收到的好消息。
这个消息当即就让他非常的兴奋和惊喜。
就如同戈文在调查个人成立社会团体是否违法时现的那样，自己得到政府的同意成立退伍老兵扶贫基金会并不简简单单的是他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帮助那些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退伍军人。公民个体能够成立社会团体更深远的意义是——
真正意义上的将宪法的第二章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落实到实处，而不像是1984年以前又或者是戈文的前世那样，将这条宪法当做“纸上的法律”、“墙上的画饼”！
这是中国自有了这一条宪法之后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兑现，对所有中国人来说都弥足而珍贵。
只要有了退伍老兵扶贫基金会这个案例，就算以后国家在制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之类的法律。亦或者是对公民权利做出限制的时候，就有了一个不可跨越的铁证和实例。
而这，不正是戈文试图想要改变中国的理想的具体的实践吗？
戈文深深的仰天长长的吸了一口气，这样的结果真的让他无比的幸福呢！
那种看着自己创造历史，亲自改变中国命运走向的巨大幸福感让他浑身都是一阵颤栗。
许久之后，戈文手忙脚乱手舞足蹈的一把将这份公函塞进自己的上衣口袋，然后就兴冲冲的冲出家门。他打算马上去江东畜牧场去找陈红军卫建国等人然后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然后顺便将放置在卫建国那儿的建会资料和文件拿到民政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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