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投献”之风盛行。(?八〈〔[一小说（〔网?)>）］>?)］虽然万历初年，张居正雷厉风行的清丈土地，抑制兼并。但人亡政息，投献之风更烈。
皇室、亲王、外戚、勋臣是封建等级结构的最上层。他们受赐的“公田”，载在“金册”，并不报官入籍，享有免除税粮和差役的特权。
虽然赐田以外的自置的私田，应与“齐民一体当差”，但明中叶以后，法律废弛，权贵们更加肆无忌惮。实际上王府、勋贵的所有田产都享有优免一切粮差的特权。
贵族以外的官绅同样是特权阶层，虽然低于贵族，但却高居于庶民之上。他们也享有优免权。与贵族优免不同的是，他们是论品定额优免。
以万历三十八年“优免则例”为例，现任京官甲科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至八品免田二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乡官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乡绅优免田最高达三千三百五十亩，生员、监生八十亩。
法律上，限额优免要求优免田之外的“余田”与民一体当差。但是，官绅等级同贵族一样，无视朝廷法令，按习惯权利行事。
这些皇室、亲王、外戚、勋臣，以及大明士绅官僚阶层，“无一手一足应公家之役，无一钱一粒充应役之劳”。使得大明底层农民土地所有权被无情剥夺，给他们带来的是无穷的苦难。
洪武时期，明太祖朱元璋曾诏令“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就是永不征收赋税。可他们被投献之后，却要缴纳苛重的籽粒、地租，并且由自耕农降为庄佃、佃户或奴仆。
对于耕种向朝廷纳粮土地的那部分农民来说，土地被投献后，往往一田二税，一身二役，要同时对国家和纳献者承担封建义务。
对于为了逃避重役而“自动”投献的那部分农民来说，虽然摆脱了国家差役，但替代的是对贵族官豪的封建义务和更强的人身依附，其艰难处境同样不会得到什么改善。
对于未被投献、仍在官府控制下的那部分农民来说，负担急剧加重。王公勋贵、士绅官僚控制的土地、人口越多，国家控制的越少，而朝廷征派的税粮、差徭不仅不因此而减少，反而日益增加。
权贵们纳献的土地和人口原来向国家所承担的封建义务，就被转嫁给了现存的尚未被投献的农民身上，从而大大加重了底层农民的负担。
赋税和差徭是封建国家赖以存在的两大经济支柱。但由于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国家控制的土地和民户锐减，以至形成“邑无王民”，“皆乡官之户”的严重局面。
其实这种危险的局面，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已经料到了。为了防患于未然，洪武初年的《大明令》禁止投献。历代大明皇帝当然也深知投献之弊，几乎每代也都要颁禁令、禁律，有的甚至十分严厉。
但封建时代是权势的社会，朝廷律令往往是虚文俗套。土地投献中获利的多是藩王宗室、外戚勋臣和官僚乡绅，这些人所组成的特权阶层，是封建皇朝的统治基础，他们怎么可能切实地去禁止和制裁纳献。
大明这帮贪婪的封建统治阶层，下夺小民之利，上亏公道之赋，而繁重的赋税差役却要转嫁到广大底层农民的身上。
根据《明神宗实录》的记载，明朝的田亩数，最高峰大约为225429顷，而这些土地中皇室和官绅占有的不纳粮的土地越是总面积的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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